党史研究是一项专业工作，正因为它的“专”，所以才要看到“博”的重要。因为专做此事，眼光容易只注视在本行，跳不出习惯的范围。于是在研究中，许多事见惯了，反不去寻思它的意味;倒是“门外汉”伸头向里一望，有时竟能看出问题来。因此一个党史研究者，不仅要掌握本门的知识，同时还要具有“门外汉”的眼光。这才是社会需要的贯通之才。所以我们培养学生，就要一面指出“偏专”的害处，“不治将恐深”，让他惊出一身冷汗;一面说明“博通”的好处，这犹如朝阳产业里的本金，将来是可以一本万利的。

　　“专”之流弊：局隘、破碎

　　1927年梁启超给在美国读书的儿子梁思成的信中说：“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同样地，1941年毛泽东给在苏联读书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也讲了类似的道理。他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这些都说明“专”的弊端和“博”的益处。

　　这在学术研究中也有体现。今日学术的专门化，不限于科。在一级学科之内，还有若干二级学科，在二级学科之内，往往又分许多细目。就中共党史来说，可细分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以及党的自身建设史。这些细目还可再分下去，比如党的建设史，又分为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制度、纪律等各个方面。这当然是为了精细化研究的需要，但倘若过于强调研究边界，不能“开墙透绿”，一味“深沟壁垒”，就会伏下学科发展的病根。其弊端主要有两个：一是局隘，二是破碎。所谓“局隘”，便是对外封闭，对内划界，此经不通于彼经，此说不通于彼说。研究毛泽东的，可以不顾刘少奇，无视经典作家间的知识传递;研究思想理论的，可以不顾党的实践活动，割开历史与逻辑的内在联系;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可以不顾新民主主义革命，切断中共党史的接续发展。这样长此以往，党史学将逐渐走向僵化，即便在本学科内部，也会各自为政，难以发挥学科的整体优势。所谓“破碎”，便是死板地从文字上做繁琐考证，一味地从细节上做深描细画，放弃宏观综合，只关注零碎知识，不再叙述历史的演变、进步与连续性，只发掘众多不连贯的瞬间。长此以往，党史学将逐渐失去自我，也会陷入危机和被边缘化。须知历史是整个的，支离破碎之后，就不是真正的历史。为研究的便利，不妨分工，但欲求得完整的知识，还是有必要借助于他者的智慧。

　　对于研究者来说，此种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伴随研究的深入，它还会不断加重。一般说来，其演化可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自说自话”。有些党史研究者，把用功的面，割裂得至细至窄，平日收集资料，也只局限于自己关注的范围之内。这样替自己画定一个圈子，自然谈不到多方联系。所以他写文章，就只好就事论事，不能融会贯通。他作报告，就只好自言自语，不会交流对话。我们也时常见到有的专家会发出十分幼稚的议论。他们对于所专的科目，在全部学术中所占的地位，全然不知，所以除所专的范围外，一旦发言，不是“幼稚”，就是“隔膜”。第二步是“自以为是”。这便进入庄子所说“不可加”的状态，即认为自己所学的是无以复加、再好不过的了。这时候，他已不肯接受他人意见，而对历史的解释，又多出于主观片面，自然免不了歪曲和错误。但自己还要抱残守缺，于是“有殊致，则入主出奴”，门户之见的弊端就出现了;“有争心，则挟恐见破”，妒忌诽谤的大门就打开了。到这个地步，局面就很难收拾了。邓小平说：“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也不可忘记邓小平的这个告诫。第三步是“自业自得”。这里借用一个佛学术语，有“自作自受”之意。一般说来，这已是一个人读书治学的最后阶段了。这时候，他也许发现了“偏专”的害处，但也是无能为力，只能承担它的后果。胡适说：“专工一技一艺的人，只知一样，除此之外，一无所知。这一类的人，影响于社会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竿(杆)，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这是十分中肯的话。其实在党史研究中，以上三重“弊端”，也可以反过来说，叫三种“境界”，都是可以看到的，不能不引以为戒。因此一个学者，还是要“博通”一点，这样才不至于像春蚕一般，走到“作茧自缚”的地步。

　　“通”之要义：“纵通”“横通”“内通”“外通”

　　所谓“通”，就是从此到彼的意思。章学诚说：“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大意是说，“通”可以比作“道路”，四通八达，无处不可到达;也可比作人的“见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的不同，但都可以通向真理。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纵通”，看到古今联系，立足现在研究过去。所以不能满足于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个别研究，而要上下打通，即使研究某一时段，或者其中某一具体问题，如一个人或事件、一份文件或报告，也要置于整个中共党史中，做出历史地分析和判断。毛泽东说：“我们要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此外，对党成立以前的历史，也要有所了解。这便是毛泽东所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意思。只有做到这一点，才可称得上“纵通”。

　　“横通”，看到内外联系，透过党外观察党内。一方面，要探讨党与民族、国家关系的演化。世界是一个整体，所以研究党史，要把它置于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做出历史地分析和判断;党的发展也不是孤立的，它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状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研究党史，也要从它们的关联上，从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关系上，寻求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另一方面，还要探讨党内各部分、各环节、各要素间关系的演化。党是一个有机体，所以研究党史，必须打通各专史间的条块分割，从整体上把握党史的发展。只有做到这一点，才可称得上“横通”。

　　“内通”，精通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个须有严格的训练。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只有多体会、多比较、多反思，并接受史料学、考据学、诠释学的训练，才能掌握这项功夫。这里应重点把握两个问题：其一，要精通这门学问的历史。没有纵向的传承，学术就失去了根底，这也有“为往圣继绝学”的意思。其二，要精通党史各家的学说。没有横向的参照，学术就达不到前沿，这也有听“百家争鸣”，看“百花齐放”，采“众家之长”的意思。因此，“内通”是重要的，没有“内通”，就谈不上“纵通”和“横通”，因为它关系学术的辨别力和分析力。

　　“外通”，了解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古人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我们要推开来说：学一科而已，则不足以知其科。所以研究一种学问，一定要以别种学问为扶持，这样逢到旁涉的地方才能提出问题，比如我们研究党史，历史、政治等学科知识是必备的。除此之外，每研究一个问题，还要配备若干辅助学科知识，比如，研究经济问题，除熟悉经济学理论以外，统计学和数学的知识也不可或缺;研究社会问题，一般要借助于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这是一个学者日常必修的功课。所以“外通”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只有做到这一点，从此到彼、内外兼修，才称得上贯通之才。

　　在这“四通”中，前两个意指“道路”，这是从本体论上说，主张通古今、看发展，通内外、看联动;后两个意指“见识”，这是从认识论上说，主张修内功、采众长，学他者、借外力。这里的关键是有无心得，能否融会贯通。其实，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也时常见到这样的人，谈学论道，似乎无所不知，但多是道听途说，并无真知灼见。这类人很像钱钟书《围城》里的高松年。他身为大学校长，对学校里三院十系的学问，样样都“通”。今天政治学会开成立会，他会畅谈国际关系;明天文学研究会举行联欢会，他训话里就有诗歌是“民族的灵魂”，文学是“心理建设的工具”;后天物理学会迎新会上，他可以呼唤几声相对论，害得隔着大洋的爱因斯坦耳朵发烧，连打喷嚏。这一类人，虽可以受到一般人的欢迎，但却不是我们需要的贯通之才。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