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到 1992 年底商品价格全面放开、价格生成引入市场机制为止，中国的价格改革实现了价格生成机制基本由计划向市场转换的目标。在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商品价格的市场生成机制，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许多事情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边摸索边总结边前进。邓小平以他的远见卓识和丰富政治经验，推动党和国家在价格改革的认识与实践上实现突破。
学术界关于邓小平与改革开放初期价格改革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党史、新中国史叙述过程中对于价格改革过程的描述，如金冲及、武力等从通史的角度在描述改革开放中论及价格改革，特别是通过当事人回忆等讨论了 1988 年价格“闯关”的详细过程。此外，傅高义从邓小平的贡献出发介绍了价格改革的内容;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研究的专著也涉及这一问题，如白永秀、杨圣明和美国学者罗纳德·哈里·科斯等在改革开放史的叙述中对价格改革的进程、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作了粗线条的勾勒;闫茂旭、周锟等尝试从党和政府决策的角度考察价格改革与其他体制改革的互动，总结出价格改革“两落三起”的进程。另一方面，随着新资料的披露，如中央权威部门出版的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著作中涉及价格改革的过程和相关会议文件;相继面世的一批重要亲历者如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国家物价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价格改革的政策施行者、智囊团的回忆材料，展现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理论界和改革实践者对价格改革的认识、争论和政策推行，这些材料拓展了价格改革研究的视野。
当前关于价格改革的研究，零星地出现在对改革历程粗线条的勾勒中，对决策层关于价格改革的思想认识过程与自上而下调整改革的细节研究得不够，特别是邓小平在其间的推动和思考没有得到充分揭示与分析。离开决策者对改革全局的战略思考谈价格改革的具体细节，容易导致丧失对历史的宏观把握、陷入具体细节中;但离开价格改革的具体实践和演变过程谈改革思路与策略，则会停留在理论的思辨而缺乏对其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发展过程的揭示。邓小平主要是从改革的思路和方向为包括价格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作指导与战略规划;同时，邓小平也多次直接、具体地为价格改革的实践作指导。可以说，邓小平以其把握历史进步方向的战略眼光和独特的政策策略，推动了价格改革在中国顺利推进。正如邓小平自己说的：“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
推动价格改革的启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价格“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面临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价格主要由国家统一制定，这虽然有效实现了价格长期稳定的目标，但造成了价格体系严重不合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长期无法解决和价格管理体制高度集中、难以适应商品生产的发展要求等问题，严重抑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78 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由此，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改革价格管理体制以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价格改革是从农产品调价开始的，邓小平在价格改革的酝酿阶段就提出要改革工农业产品价格，推动了价格改革的开启。时任国家物价总局局长成致平回忆说， 1977 年邓小平即对工农业品价格改革的原则趋向作了重要指示。11 月，邓小平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下一年经济计划、编制长期计划等问题的汇报时提出：“从长远来说，要注意农村问题，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要逐步缩小剪刀差。剪刀差实际存在，而且不小”;“将来随着职工工资的提高，要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邓小平是从工业发展的角度提出要解决农业落后的问题，他指出：“工业有这样的速度，农业速度不高，很可能出现农业不适应的情况”，“农业要有一系列政策，要有具体措施”。长期以来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造成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十分严重，农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农业落后的问题不解决，农民积极性不提高，影响现代化建设，改革很难顺利开展，邓小平敏锐地指出这个问题并提出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指导意见，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价格改革特别是农产品价格改革进行部署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决定，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价格改革。这项动议从酝酿讨论到调查研究再到部署落实，邓小平都作了悉心指导。1977 年底，国家物价总局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对我国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进行了测算，认为我国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的 25%—30%，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的 15%—20%，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邓小平对这份材料给予充分肯定。1978 年 3 月，他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到农业问题引用了这个测算数据，指出我国工业品价格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低，“这个问题很大，现在中央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使之逐步得到解决”。为了落实邓小平提出的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促进农业发展的目标，国务院着手开始安排有关部门和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讨论提高农产品价格的主要政策，经过反复讨论、吸收多方面的正确看法、去除不合时宜的看法后形成意见供中央决策参考。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以较长的篇幅阐述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必要性，全会建议粮食统购价格从 1979 年夏粮上市起提高 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 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的收购价格，也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同时，为消弭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国务院决定从 1979年 11 月起，对全国城镇职工每人每月补贴 5 元，保证人们的生活水平不受影响。
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调整，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 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邓小平说：“我们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措施是非常正确的，确实起了刺激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中共十二大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抓住农业这一环……提高了粮食和其他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这对于带动整个经济形势以至政治形势的好转，都起了重大作用”。
受此鼓舞，我国随后又有计划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价格调整，从 1979 年到 1981年分三个年度提高粮食、油脂油料、棉花、大豆等 18 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肉、禽、蛋、奶等 8 类主要副食品的销售价格;从 1979 年到 1983 年分五个年度提高煤炭、钢铁等重工业品出厂价格以及交通运输价格等，以此促进生产。这一时期的价格改革主要是改变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关系，通过计划手段调整价格，使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有学者称之为价格改革“成功的试探”。
推动价格管理体制的初步改革
“理顺扭曲的价格关系，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价格管理体制，从一开始就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邓小平在经济战线的改革中主张“权力下放”，对价格管理体制的初步改革起了推动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主张改革要“权力下放”，除了下放企业内部的管理权，也下放对企业供求关系的管理，强调引入市场机能调节生产，而不完全依靠计划。1978 年 10 月，在起草中央工作会议讲话提纲时，邓小平明确写道：“权力下放。千方百计。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他强调：“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邓小平这一讲话精神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得以体现：“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
一方面，在邓小平“有计划地大胆下放”思路的指导下，改革有序推进，有些部门和省市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为改革积累经验。扩大企业自主权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企业经济利益的独立性，企业有了适应市场需求的动力和能力，促进了生产资料市场的雏形开始形成，市场调节机制开始起作用，对改革价格管理体制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价格改革是一个新问题，许多事情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邓小平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加强研究价格问题、学习世界先进经验，在实践中不断推动认识的深化。1979 年 3 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要求思想理论工作者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特别是经济理论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他指出：“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基本理论问题、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等等”。
当时，突破单一计划体制、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是党内大多数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主张。1979 年 3 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财经委)主任陈云起草了《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观点;国务院副总理、财经委副主任李先念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主张非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企业可以自产自销，允许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国家计划“自觉运用价值规律”，运用价格等经济手段对市场进行调节。在此共识上，我国确定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改革方针，这是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认识和实践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根据这一方针，1979 年底国务院财经委经济体制改革小组起草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以下简称《初步意见》)，提出“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以经济办法为主，保持必要的行政手段”的改革思路，体现了改革设计者对包括价格在内的经济管理体制应注重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认识。这个《初步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由于起草稿当时还没完全成熟，他指示说：可以披头散发和大家见面征求意见嘛。在邓小平的肯定下，《初步意见》提交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征求意见，其总体思路得到大会肯定。1980 年 5 月，邓小平同胡乔木、姚依林等谈编制长期规划，姚依林提到生产资料应该同生活资料一样，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邓小平表示赞同：“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势在必行。方向是彻底改革，工作要分步走。”随后，1981 年 7 月，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成立，1982 年 3 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这些机构专门研究制定调整价格和进一步放开价格的方案，就计划与市场、集权与分权等问题展开讨论，为制定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做理论准备。
邓小平还十分重视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1980 年 10 月，世界银行专家考察团顺利完成在华经济考察并于次年完成了考察报告，报告讨论了中国如何促进价格改革及规避通货膨胀问题，提出“更加注重利用价格，从价格入手促进更有效的投资决策”，价格改革“应采取慎重态度，采用解除管制和结合行政手段的混合变革办法”等建议，为中国的价格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后来邓小平说，“世行 1981 年的报告很有意思，也很有用”。
在发挥市场调节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开始尝试下放部分产品的定价权，对僵化的价格管理体制进行探索性的改革。1983 年 12 月，国家物价局会同机械工业部联合决定，凡经有关部门鉴定为新产品的，其试销价格的定价权由中央下放给地方或直接下放给企业。1984 年，由国家物价局管理的重工业产品品种由 151 种减少为 80 种。到 1984 年底，统购统销的农产品数量也大为减少，只剩下 38 种。这些措施突破了原来的计划价格管理体制，促使市场机制在商品价格的形成中发挥作用。
形成价格改革的市场方向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使人们对价格改革的认识局限在建立“以计划价格为主，自由价格为辅”的价格体制上，虽然突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但是也将市场机制局限在辅助和补充的角色。这是由改革的客观实际所决定的，当时 国家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刚刚起步，主要依靠计划是客观事实和合理选择。作为战略家，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问题有政治眼光和远见。1979 年 11 月，他在会见外宾时就创造性地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可以说，邓小平的这个谈话，实际上已经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将要选择新的目标模式的端倪。
1982 年 5 月，姚依林等就编制“二十年设想”和“六五”计划问题联名致信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提出“感到最重要的问题是指导思想要一致，现在有些观点与中央方针不一致，使他们至感难办”。这里所说的“不一致”就是不少人突破以计划为主的判断，提出要以市场为主的观点。不过，在当时国家处于经济调整时期，对宏观经济管理侧重强调行政指令和计划手段是顺理成章的。7 月 26 日，邓小平专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但“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这既体现了邓小平能够辩证看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也充分说明改革的步伐不能脱离客观实际，理论与政策的共识需要在实践中逐渐形成。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价格问题越发突出。一方面，国民经济从调整中走出来释放了很大的生产需求，加上改革中逐渐发展起来的非国有经济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社会总需求急剧扩张，生产资料涨价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工农业产品成本不断发生变化，制定价格的计划体制越来越无法适应生产要求。从 1984 年起，邓小平着手进行城市改革，实际上是对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价格改革的重要性随着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进一步突出。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1984 年 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并明确了价格改革的市场方向。《决定》指出：“价格体系的不合理，同价格管理体制的不合理有密切的关系。在调整价格的同时，必须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使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比较好地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全面阐述了建立合理价格体系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提出价格改革应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并与税收、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等。
价格改革是《决定》的核心部分，在《决定》正式通过前，1984 年 9 月 9 日，国务院负责人致信邓小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针对计划体制问题、价格改革问题以及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提出：“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近几年来，国外许多不同学派的经济专家，都建议我们在适当时候进行价格改革。他们认为，改革价格最好选在经济发展较顺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时候。现在中国有此条件，正处在价格改革的黄金时代。”10 月 8 日，邓小平对此表示赞同：“文件看过了，写得很好”。针对包括价格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还特地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征求意见。9 月 13 日，陈云回信给国务院负责人，表示：“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该稳步进行。”李先念对此也非常赞同，回信表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很好。“特别是价格改革。我国的计划经济，要更自觉地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很需要把价格体系改革好”。“虽然价格问题很复杂，很敏感，但是又非改不可”。可见，中央高层对价格改革及其改革方向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1984 年 10 月 20 日，《决定》正式通过，标志着新一轮价格改革的正式启动。这一改革的进程也说明，随着实践的发展，在邓小平的不懈推动下，依靠市场力量建立合理价格体系成为共识，价格改革的“市场取向明显加强，价格改革从调整价格结构转为改革过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国际舆论对此高度评价，认为中国改革经济体制的决定，是“一个勇敢和现实的步骤”，“标志着北京脱离苏联和许多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僵硬的中央计划体制的最大胆的行动”。1985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七五”计划建议，明确提出：“逐步形成和完善市场体系的关键，是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制度”，“七五”计划把体制问题具体化、落实为国家决策，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成为价格改革的主流思想。
坚定价格改革的决心
根据《决定》确定的基本原则，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1985 年价格改革迈出重大步伐。1984 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取消对粮食和农产品的统购派购。12 月 24 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并原则同意价格改革的总体方案——《国务院物价小组关于一九八五年价格改革方案的汇报提纲》，宣示新一轮价格改革的起步。
但新一轮的价格改革刚开局就遇到困难。1984 年第四季度宏观失控，货币大幅增发，1985 年初，党和政府采取了“软着陆”的方式来调整经济，以较缓和的办法逐步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恢复平衡，但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改革能不能进行?中央决策层需要下定决心。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邓小平要求抓住时机、推进改革。邓小平认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改革必须坚持，“我们要抓住时机，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他通过多种场合的谈话，向国内外传达改革的信号，坚定价格改革的决心。1984 年 12 月 20 日，邓小平接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针对其提到的外面很关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最担心的是通货膨胀和物价不稳定，邓小平表示：“我们对改革物价管理体系，可能会引起某些波动，已经估计到了”。“总的方针不变，具体措施要稳，走一步看一步，不对头的就改过来”。邓小平的谈话向国内外传递了坚定推进价格改革的信号。1985 年 1 月，邓小平再次与国务院的主要负责人长谈，明确价格改革的决心。他指出，经济改革中虽然出现一些问题，但“我们的经济情况总的讲仍然是平稳的，经受住了考验”，因此，他提出改革“不要丧失时机。时机丧失了很可惜”。
其次，邓小平统一了党内思想，将改革向前推进。在邓小平的组织和推动下， 党内对价格改革形成“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的指导性认识。经过谨慎筹备，1985 年 4 月 12 日，成致平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 1985 年的价格改革方案，宣布“1985 年价格改革的基本方针是：放调结合，小步前进。就是放活价格与调整价格相结合，走小步子，稳步前进”。价格改革由此开始迅速推进：国家宣布取消自 1953 年起实行了30 多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改为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的合同内外双轨制;国家物价局、国家物资局发出《关于放开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放开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随后又逐渐放开煤炭、钢铁、石油、天然气、电力的价格;进一步放开了消费品价格;等等。
价格改革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时率先迈出的重大步伐，打开了改革的局面。对此，邓小平给予高度肯定，1985 年 7 月，他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指出：“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九个月的实践证明，物价改革是对的”。“前一段在人心惶惶的时候，我心里是踏实的。今天听了你们的汇报，我心里更踏实了”。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为价格改革列了一个大致的时间表：理顺生活资料价格恐怕要用三年，加上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需要的时间更长。如果用五年时间理顺物价，就是了不起的事。他强调：“改革的势头好，要坚持搞下去，这个路子必须走”。这次谈话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小平同志关于经济形势和体制改革问题的谈话》为题，作为《中央参阅文件》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从而成为正式的指导思想。这极大地鼓舞了站在经济体制改革前沿阵地进行价格改革的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昂扬斗志，打开了价格改革的新局面。1987 年 9 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对价格政策作了进一步调整，商品价格继续实行国家定价、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的管理形式。价格改革呈现出全面推进的良好势头。
第三，邓小平适时提出要用“闯关”的精神来推进价格改革。这一时期，我国的价格体系实际存在着政府决定的计划价格和市场机制决定的市场价格“双轨制”，这是从计划向市场转变过程中自然出现的现象。但是“双轨制”的存在，一方面，导致了企业之间的苦乐不均和一些腐败行为，引发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大量补贴亏损的国有企业(以维持较低的计划内价格)和农副产品价格，造成巨大负担，不可能长久下去。因此，“双轨制”存在的时期越短越好，价格“闯关”就是要尽快结束价格“双轨制”，完成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以减轻财政负担、解决社会矛盾。
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有较长时间的思考。他认为既要充分估计价格改革的风险，又不能丧失改革的决心、放缓改革的步伐。早在 1985 年 7 月，邓小平就提出：“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邓小平从来不是就价格改革论价格改革，而是从全面改革的层面考虑价格改革的作用和步伐。1986 年 6 月，邓小平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再次提出价格问题，他说：“现在，我们是背着大包袱前进，每年几百亿元价格补贴，越背越重。这个问题，总得有计划有步骤地妥善解决。”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提出 1987 年先理顺钢铁等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方案也因为实施难度太大最终没有执行。听取这些情况汇报后，邓小平对搁置这个方案的意见表示同意，但同时提出：“我们的改革到底要走几步?多长时间完成?请你们研究一下。”1988 年 5 月，邓小平提出“理顺物价，加速改革”，并对价格“闯关”的紧迫性和关键意义进行充分阐述。他说：“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过去物价都由国家规定，“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开支达几百亿元。这样，国家财政收入真正投入经济建设的就不多了，用于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就更少了”。邓小平用“过五关斩六将”来比喻价格改革，说“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这为促进党内统一思想、推进价格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4 月 1 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有关部门调高粮、油、糖等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通知》，把大中城市对职工的补贴原则上由暗补改为明补;7 月 28 日，经国务院批准，放开全国各地名烟名酒价格，适当提高部分高中档卷烟和粮食酿造酒的价格。与此同时，制定价格改革的系统方案也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调整价格改革的步伐
我国是在国内价格体系不尽合理的情况下进行改革的，因此改革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这个问题在 1988 年夏天集中凸显，并使价格改革暂缓、进入治理整顿时期。1988 年 9 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强调价格改革不能孤军突出，改革必须是全面的配套改革。关于发生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原因，国务院曾有过多次会议讨论，普遍认为价格改革受挫，一是准备不足，没有事先做好控制通胀的舆论和物资准备。实际上就是有学者指出的，重要原因是宏观方面没有管住管好。邓小平说：今年(指 1988 年——笔者注)国家的提价措施并没有多少，各地却上涨这样多!就是因为各地“不听号令、各行其是”。二是人们普遍对价格改革信心不足。物价牵涉家家户户的实际生活和切身利益，从上到下都对物价上涨高度敏感，因此对涨价的反应过于强烈。三是对通胀的错误归因。当时大幅度涨价的根本原因乃是社会总需求的膨胀，但人们错误地将原因归结于正在进行的价格改革，因此紧急叫停了价格改革。在一次谈话开始，邓小平就问：通胀有多少是因为价格改革引起的?国务院的同志很肯定地回答：很少。邓小平也一针见血地指出：通货膨胀同价格改革是两回事。通货膨胀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支持进行调整，为进一步改革蓄力。他肯定了国务院采取的治理整顿方针，表示：“你们提的控制物价的措施，我赞成。喘一口气，有好处，但改革方向不变。”
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整顿适时地调整并抑制了过热的需求，客观上为价格改革创造了腾挪空间;而坚持改革的决心则为改革的顺利推进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1988 年 9 月 12 日，邓小平听取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汇报。邓小平指出价格改革具有长期性，强调：“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只有多方面、综合的改革，才能为价格改革创造条件。”同时，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央关于改革价格机制的方向是对的，改革的决心不能动摇。他说：“真正建立秩序，不理顺价格不行。价格没有理顺，就谈不上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我们准备用若干年时间把价格初步理顺，最终达到面向世界市场。”因此，从 1990 年治理整顿后期开始，改革回到以市场为取向、以放开为主线的价格改革之路上来，价格改革顺势重启。中央采取“只做不说”的策略，更加低调务实，按步骤地放开了价格，并建立价格总水平的监测和调控体系，丰富价格管理的手段，十分顺利地推进了价格改革。1992 年底，中国“消费品的价格已全部放开，生产资料的价格只有少数产品，主要是煤、石油、钢材，还由政府管理价格，但是也只是这些产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市场定价制度的基本架构创制完成。一度遇到挫折的价格改革，波澜不惊地取得了成功。
在开拓创新中深化改革事业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需要开拓创新，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市场化的价格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从 1978 年到 1992 年中国价格改革一波三折、最终取得成功，得益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开拓创新、不断推进改革的伟大实践。一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改革中不断统一认识。邓小平“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一种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的价格改革，就是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不断打破固有思想藩篱、推进实践创新的历程。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之前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大家关于市场经济模式的认识尚不充分，其中“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价格要不要改革、社会主义国家可不可以采取市场的办法、如何使用，这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经验。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他本人就是在实践中和吸收中外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中不断深化认识，并带领全党摸索前进，逐渐统一认识、形成价格改革的市场方向，将改革推向深入。而且，价格改革也是不断统一认识、集中力量的过程。1984 年，为了推动《决定》的落实，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它“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新话”“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这为价格改革的顺利落实起到统一思想的作用。
二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价格改革中，一方面，邓小平善于倾听群众呼声、满足人民需求，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以提高农产品价格、放开副食品供应为主要内容的价格改革的启动，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生产力发展。对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价格改革，邓小平始终强调改革要注意不能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他指导价格改革采取“小步前进”、及时纠错的谨慎思路，通过分步骤实施、多轮试点不断推进。1984 年国家计委在酝酿价格汇报提纲过程中，精心选择国家食品储备能力丰富、生产能力较强的农副产品作为改革对象，并反复对生产能力进行详细的测算、保证足够的生产能力储备，有力地减少了改革对人们生活的冲击;1985—1988 年价格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邓小平强调要坚定改革决心、指导加快理顺物价，也是出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减轻国家补贴的目标。另一方面，邓小平善于汲取人民智慧、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邓小平领导价格改革，始终坚持实践的观点，认为改革就是“天天在风浪中前进”，这个风浪就是实践的风浪。他说：“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放开物价、加速改革正确不正确，也要看实践。”价格改革“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这就要求我们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
三是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邓小平强调，不论是总体的经济改革还是价格改革，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在价格“闯关”遭遇困境时，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在价格改革过程中，中央统一领导有力、国家令行禁止，改革就往往能顺利实施;反之则会产生经济混乱，导致改革受挫。1988 年价格改革遭遇暂时困难，很大的原因就是宏观调控上中央没有权威，因此，邓小平在后来听取价格工资改革方案汇报时的讲话中特别要求：“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中央要有权威、坚持中央统一领导，是价格改革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价格改革历来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并一直走在改革的前列。1978—1992 年，我国价格改革成功实现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划时代转变。这一过程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试验调整、统一认识、迎难而上的过程。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着眼大局、坚定改革的同时，始终坚持有领导有计划、渐次推进、兼顾各方利益和承受能力，保证这一改革的顺利进行。当前我国价格改革已经进入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推进重点领域价格改革的新阶段，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此作出全面部署。新时代的价格改革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局中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