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构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按照这个要求提高人口理论和政策研究水平，是相关领域学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人口学作为一门学科，关注对诸如生育、死亡、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等人口发展现象的定性和定量研究。人口特征的诸多方面，既作为人口转变过程的影响因素，也在人口转变结果中得到具体体现。同时，人口研究还与经济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研究人口转变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取得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伟大成就，也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转变，以及经济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伟大的实践必然要求研究者做出宏大的叙事，因而呼唤理论的构建和创新。以生育率下降为核心、以年龄结构变化为重要表现特征的人口转变，是各国现代化都会经历的过程。中国的人口转变既体现这些共同特征，也具有国情决定的自身特色。把握和认识人口理论和实践中的中国特色，是构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本文根据人口转变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历程，简述人口理论研究中应该关注的中国特色及其涵义。

　　一、 人口转变始终与改革和发展相伴

　　如果说一个完整的人口转变过程是以“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为起点，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抵达“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即开始了人口转变，从第一阶段迅速转变到第二阶段。而完成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变，则发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相应地，以生育率下降为核心的人口转变，同二元经济发展，以及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并共同推进。在以下几个时间点上，相应的人口特征变化对人口转变的关键阶段做出清晰的刻画。

　　首先，20世纪80年代初既是改革开放的开启时期，也可以说是人口红利的元年。由于60年代以来特别是70年代之后总和生育率的迅速而大幅度下降，80年代开始形成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增长，同时依赖型人口接近零增长的局面，人口年龄结构具有了“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的生产性特征。这个人口特征进而转化为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增长、储蓄率和投资回报率保持高位、资源重新配置带来劳动生产率提升等方面的优势，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被兑现为高速经济增长。这个时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因应了特定阶段的现实国情，以创造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支撑了改革开放特定时期的高速发展。

　　其次，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最初几年开始，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开始减弱并趋于消失。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并转入负增长，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特征迅速消失，不再能够提供经济合理增长所需的动力，要求经济增长模式从投入驱动型转向生产率驱动型。相应地，生育政策也逐步得到优化调整，国家相继多次放宽家庭生育子女数的规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做出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旨在通过健全生育支持和人口服务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最后，随着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中国人口进入中度老龄化和总量负增长阶段，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也日益明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对人口高质量发展提出更紧迫的要求。中国人口呈现的趋势性特征，也标志着人口发展的一个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时间上是同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和减量增长相吻合的，包括经济增速下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增长动能转换等特征，也受到人口转变结果的直接和显著影响。类似地，由于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两个新常态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时空并存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对两者的应对必然要求协调一致，在战略和措施的部署上同步推进。

　　二、 未富先老成为一个国情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发生在现代化完成之前，这会带来一些新的困难和挑战，要积极加以应对。”①中国的人口转变与现代化两个过程之间的这种“错位”现象，得到跨国数据的印证。例如，按世界银行数据口径，2023年中国人均GDP为12 614美元，接近于13 170美元的世界平均水平;然而，中国的老龄化率却达到14.3%(国家统计局数据为15.4%)，明显高于10.0%这一世界平均水平。这种被学术界表述为“未富先老”的现象，构成人口理论研究的一个中国特色。

　　由于中等收入国家通常也经历着老龄化过程，因此未富先老特征也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从总体来看，在2013～2023年期间，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不仅中国老龄化率的提高速度快30%，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平均也快23%，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快26%。因此，中国积极应对老龄化，以及在未富先老条件下挖掘增长潜力的经验，同时也具有普遍意义，完全可以在人口研究中被归纳为特征化事实，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以高度概括的方式，以中国经验为依据，我们可以概括应对人口变化挑战的政策取向和实践特点。

　　首先，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着力，保持经济增长处于合理和可持续的速度区间。一方面，通过深入推进经济体制和机制改革，促进新要素的产生和新要素组合的发生，形成新的生产函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达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的目的。另一方面，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领域入手，增加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覆盖率和均等化程度，显著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以更加均衡的社会总需求结构，促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支撑潜在增长率的实现。

　　其次，从各年龄群体的人力资本培育入手，挖掘新(广义)人口红利。传统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更快增长，人口抚养比处于较低水平。当这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或者说“低垂的果子”被摘尽，促使我们摒弃传统观念，着眼于从各年龄人口群体中挖掘和培育新人口红利，并将其转化为新的增长动能。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考虑，通过教育深化与终身学习相结合，在增强劳动者对劳动力市场长期适应能力的同时，也满足当下对新产业技能的需求，实现人力资本的不断更新。此外，户籍制度和退休制度改革，以及公共就业服务提升，可以明显增加劳动力供给。从消费需求的角度来看，通过加强基本公共服务消除各年龄群体的后顾之忧，帮助大龄劳动者克服结构性就业困难，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进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

　　最后，通过社会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同实施，促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同步发展。中国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战略部署，是以提高老年人福祉为出发点，以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为努力方向，通过健全养老保障体系等社会政策，以及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更好基本服务等产业政策得到实施的。老龄化这个一般趋势和未富先老这个国情特征都足以向我们揭示，发展银发经济兼具事业和产业、公益和市场、供给侧和需求侧等多重战略定位。例如，照护经济的发展，即可充分体现以“一老一小”为重点，相关服务对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充分覆盖，取得一举数得的效果。

　　三、 中国人口理论研究既是现实机遇也是理论“富矿”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鉴于人口发展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口发展质量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及其成色，认识、适应和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是当前人口理论研究的最优先课题，也期待着更多来自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学领域的学者投身其中。仅从人口学与经济学的融合、交叉视角来看，人口转变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一方面，可以丰富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福利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诸多经济学理论分支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赋予人口理论更多的观察视角、更鲜明的分析锐度和更历久弥新的洞见。

　　首先，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同早期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用短得多的时间走过了完整的人口转变过程以及相对应的政策演变过程。这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快速的人口死亡率下降，出生预期寿命的大幅度提高;因应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的条件下，人口发展呈现的一系列趋势性特征，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养老保障带来挑战，人口政策不断做出优化调整;围绕应对老龄化、少子化的人口发展战略的完善与调整，将演绎出新的人口发展故事，创造出新的人口发展经验。这些历程和经验，都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得到提炼和升华。

　　其次，应对挑战，抓住机遇。理论创新归根结底是为了指导实践。未富先老带来特别的挑战，也蕴含着独特的机遇。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之前，这种机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同处在相同老龄化过渡阶段(从中度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以及人均GDP提高阶段(从临近或初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相比，中国明显具有更强劲的增长潜力。另一方面，在以合理速度增长的同时，人口结构变化仍使中国处于公共资源的相对充沛期。例如，在少子化与老龄化同时发生的这个阶段，少年儿童抚养比的下降，可以部分抵消老年抚养比提高的不利效应，减轻与人口转变相关的负担，有利于增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这要求主动整合公共政策体系，统筹公共资金使用方向，重新配置存量资源。

　　最后，共同历程，独特经验。少子化、老龄化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都要应对的人口转变现象，既对理论研究提出共同的课题，也期待着符合各自国情的答案。因此，理论研究中彰显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中国故事不具有一般规律性，也不能否认中国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由于人口转变、经济发展和结构性改革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经历的过程，这几个过程之间彼此交织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也常常以相似的方式在各国有所体现。并且，即便在表现相异的情况下，也蕴藏着普遍性和规律性。因此，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及其政策应用也具有一般借鉴意义，从而为世界发展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