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再次发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动员，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导思想、总目标、基本原则以及具体战略部署。在文化领域，《决定》提出了“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目标要求，以及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具体战略部署。对于全会提出的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任务，我们需要深入理解领会和科学把握其时代意蕴、战略部署以及未来的施策方向，以更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文化改革发展实践。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时代意蕴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科学研判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面临的历史性变革和挑战，深入理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聚焦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时代意蕴。
第一，聚焦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国家改革发展战略部署的科学谋划。
基于文化建设发展实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及国家战略目标的转变，党和国家在提出战略构想、部署建设任务以及规划时间安排上循序渐进，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建成文化强国确立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一，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时间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七个聚焦之一。随着实践的持续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被赋予了重要战略价值——“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长期奋斗追求的重要目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支撑”“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对十多年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实践经验和未来建设目标路径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科学性研判，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从国际范围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问题加剧，要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除了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持续建强外，还要发挥文化在国际综合竞争中的重要作用，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彰显中国形象。在国家战略层面，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紧紧服务于这一中心。在社会文化生活层面，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牵引着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满足人民高品质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由之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破除发展壁垒、释放更强大文化生产力、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根本路径。
第二，聚焦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加快适应数字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的必然选择。
《决定》提出的“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既明确了当前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和挑战，也为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方向指引。数字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和广泛应用正在深刻重塑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从供给侧看，数字信息技术推动了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变革，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全面融入文化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带动和推进传统文化行业转型升级，催生出数字文化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然而，文化科技创新也潜藏着一些文化科技伦理风险，包括知识产权界定与保护、人工智能算法偏见、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因此，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应当重视文化科技伦理治理，确保文化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从需求侧看，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的文化消费方式、消费内容和消费习惯，以网络空间为代表的数字文化空间成为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区别于传统的实体文化空间，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文化治理的难度，表现在网络信息内容监管、网络舆论秩序维护、网络主流价值观引领等方面。因此，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应当强化网络生态综合治理，为人民群众营造安全稳定、清朗有序的网络生态环境。从国际竞争态势看，数字经济时代，各国都在抢占科技创新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信息技术对于文化产品(服务)的优化升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间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愈发体现为各国文化科技融合的竞争。因此，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需要加快文化科技深度融合进程，发挥技术创新赋能文化行业发展的更大效应。
第三，聚焦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既有坚实的现实基础，也有尚待创新突破的艰巨任务。
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确立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文化和旅游进一步深度融合，新兴文化产业迅猛发展，文化消费结构持续升级，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覆盖城乡的多层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不断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已基本形成政策引导、科技支持、社会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开创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局面。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通过官方与民间双渠道交流机制，持续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在社会心态方面，国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国家文化认同显著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不断铸牢。
在取得卓越成效的同时，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仍然面临一系列艰巨任务。例如，当前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尚不足以支撑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原创性文化产品和服务尚不能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数字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产业的高速发展带来更多伦理风险和治理挑战，“文化+”的融合发展机制还没有充分发挥其效能作用，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尚不匹配，等等。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必须深刻认识所处的战略环境和现实基础，在党和国家的整体部署下，不断破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面对的重大理论及实践问题，从而不断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战略部署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四个方面进行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具体部署，部分内容是对前期改革举措的延续和深化，还有多项新的改革举措和任务要求被列入政策议程，体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延续性和创新性。
在意识形态方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等方面的改革路径。在文化供给机制方面，全会围绕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文艺创作生产、文化遗产保护、健身公共服务和政府管理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举措，如强调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在网络治理方面，在网络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等方面进行了重要部署;在国际传播方面，提出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等改革举措。
除整体性的改革任务部署外，此次全会还提出多项改革新任务和新举措，这是党和国家针对当前文化领域发展新趋势新变化作出的科学决策和及时应对，体现了深化改革的新方向和侧重点。
第一，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多年探索发展，公共文化服务已经在广度、深度、高度、新度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积聚了文化硬件、软件、生态与载体等优势，但基层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依然存在结构性短板和非均衡性发展特征，优质多样的文化资源、文化产品和服务相对匮乏，亟待尽快建立系统有效的流动文化服务机制，优化政府采购机制，完善公共文化云等数字化平台，将优质的戏剧戏曲电影、书报刊资源和文体设施设备等直接送达基层，补足文化服务供给机制中的短板和弱项。
第二，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公共文化设施作为提供文化服务的主要阵地，仍然面临部分场馆设施利用率不高、效能有限的困境。此次全会提出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置改革，借鉴了土地制度改革中的有效经验，旨在将使用权推向市场和社会，促进公共文化资源的有效流转，以及公共文化设施的合作治理，提高场馆设施的使用率和利用率，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和产品。
第三，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改变了传统的信息和知识的生产方式，重构了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开辟出各种新场景、新业态和新模式。但这种颠覆性、革命性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亦存在数据泄露、虚假和违规内容生成、他人权益侵犯等安全和治理风险。对此，在2023年颁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决定》再次明确和强调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的改革任务，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新技术新业态鼓励发展和规范管理并重的态度。
第四，建立完善多项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机制，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后，此次全会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文化遗产体制机制改革的新任务和新要求，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高度重视。我国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涉及部门众多，牵涉行业系统复杂，大量相互交叠的问题需要在保护、督查、监管等方面进行部门间的联动协调与整体统筹。因此，此次全会提出了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等改革创新举措。与此同时，自2018年《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目标任务后，此次全会再次明确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体现了党和国家以文物和文化遗产为载体展示中华文明形态的价值指向。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形成具有鲜明辨识度、表达力和感染力的符号体系，是中国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
聚焦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施策方向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需要立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心任务进行系统设计，围绕强化思想观念引领以凝聚改革共识、坚持高质量发展主线以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强化技术赋能以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进行具体施策。
第一，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聚焦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系统整体设计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方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必须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心，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独特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根源就在于独特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底色、独特优势和深厚基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建立与之相适配的文化体制机制。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结构性矛盾、层次性矛盾、派生性矛盾。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方案设计上，应立足于宏观层面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着眼于中观层面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实施，落脚于文化管理体系的整体设计以及各项改革措施的具体实施，回答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为了什么战略目标、围绕什么具体内容展开等前置性问题。以系统整体的思路进行顶层设计，以大文化理念布局具体改革举措，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第二，加强思想和价值观引领，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凝聚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共识和发展合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新阶段，如何凝心聚力、形成改革共识，是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首要议题。在经历多轮体制机制改革后，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已基本建立，但依然面临外部改革发展环境快速变化、行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等现实挑战，需要将不断凝聚改革共识作为长期任务。
凝聚改革共识首先要加强思想和价值观引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强基固本的作用。同时，坚定文化改革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根基，不断构筑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改革共识还要整合社会各方力量，激发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革积极性和创造性。政府需要发挥改革主导作用，科学合理做好顶层设计，让渡出经济主体和社会力量参与改革的合理空间;企业和社会组织作为文化发展主体，应积极适应市场和社会环境变化，不断创新文化生产、供给、流通、传播和技术应用的体制机制;普通民众也应通过文化需求表达、文化消费评价反馈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改革实践，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通过强化思想引领和整合改革力量，才能实现价值观念同源、改革目标同构、实践步伐同一，形成改革合力。
第三，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机制，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文化高质量发展，旨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的文化消费需求，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跃升。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也应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群众的切实需求和美好愿望作为基本出发点和生产导向，充分发挥政府主体、经济主体、社会主体的供给优势，建立多主体协同供给机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将基本标准升级为优质标准，将低水平均等升级为动态的高水平均等，促进居民的充分参与和有效获得;同时，着力破解当前部分文化产业领域存在的低质量、同质化发展问题，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培育文化新业态和新产品，注重优化消费体验、创新消费方式，打造新兴文化消费场景和优质文化消费空间。
第四，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势能优势，促进技术赋能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文化体制设计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专业分工和行业分类，建立了文化艺术行业、新闻出版行业和广播电视电影行业为主的行业分类管理体系。新世纪以来，移动互联网、5G、区块链、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云计算等数字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传统文化行业的边界日益模糊，新兴文化行业迅速生发和崛起。数字信息技术引致的文化管理对象和内容的变化，不仅要求上层的管理体制机制作出因应改革创新，同时也为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提供了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数字信息技术在实现文化资源共享、优化资源配置、畅通文化需求表达、化解文化风险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提供传统管理手段之外的具有科学性、精准性和协同性的新兴治理手段，有效推动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和发展进路，开启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我们要全面深入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其时代意蕴，贯彻落实各项体制机制改革任务，找准施策主要方向，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扎实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作者为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艺术管理体系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4ZD17)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