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年4月20日出生于波兰，1917年随父母移居中国，幼年生活在哈尔滨;1920年全家迁往天津，在此生活1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爱泼斯坦作为记者，先后辗转南京、武汉，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同一时期，他还用记者特有的敏锐观察，记录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场景，写下了《历史不应忘记》一书，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文献。

　　依靠人民的力量建造“不可摧毁的堡垒”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情况如何?根据地的人民是如何抵抗侵略者的?中共游击队能顶得住日本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吗?对于这些问题，爱泼斯坦用详实的采访和分析给予明确回答。

　　一方面，组织人民。爱泼斯坦观察到：在华北敌后，“不可摧毁的堡垒”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建造起来的。书中提到，在有经验的组织专家聂荣臻的领导下，军队的政工人员开始建造这样的“长城”。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群众动员，也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关于怎么动员民众这一问题，爱泼斯坦写道：“组织者们逐村召开会议，发表演说，劝说、动员农民，鼓励他们站起来，说出自己心里的话。新的县长们也不是坐在自己舒适的办公室里，而是走到群众中去，做宣传、组织工作。”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群众开始自觉地行动起来。日本可以征服一部分土地和城市，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彻底征服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这就像爱泼斯坦所观察到的那样：日本人可以用火与刺刀烧毁房屋，刺死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少。但他们摧毁不了华北人民逐渐觉醒的力量。

　　另一方面，开展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在组织民众的基础上，建立军队、发展军队，把日军拖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当时，华北根据地的多数村庄都组织了自卫团和游击队，最能干、最热情的游击队员又可以自愿参加正规军。作战时，有时以游击队为主，有时以正规军为主，同时，“村政府、群众团体和民兵经常不断地提供消息”。这样一个多层次的纵深武装体系，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千百万人的意志和希望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人民的铁拳”。

　　“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

　　1944年5月，爱泼斯坦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访问延安。半个多世纪后，年逾九十的他回首往事，无限感慨地说：“延安之行对我一生走的道路影响重大，让我终生难忘。”

　　当时，负责迎接他们的是王震将军，沿途所见首先是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爱泼斯坦写道：每一座荒芜的山顶和坡地都已种上了小米、小麦、豆子、亚麻或棉花。这一带在国民党实施封锁以前，原来是不种棉花的，所以有两年边区人民几乎弄得衣不蔽体，去年的情况就不同了，边区的棉花半数可以自给。爱泼斯坦所言不虚，大生产运动的确缓解了根据地的物资匮乏，同时也有效地支援了前线的军事斗争。此外，爱泼斯坦还参观了位于延长县的油井和炼油厂，看到在艰苦条件下人们努力进行工业生产，他写道：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但“在边区，凡是力所能及的事情都在做”。

　　延安群众的精神风貌，给爱泼斯坦也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的社会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又加之散兵游勇纪律败坏，很多百姓看见军队就惶恐不已。但延安却与众不同。爱泼斯坦写道：“我们一路上所遇见的农民看来都能丰衣足食——有的人衣服上还打着补丁，但没有衣衫褴褛的样子。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见到大兵就躲开，如果躲不开就愁眉苦脸地瞪眼看着他们，但在边区，在我们这支队伍休息的地方，景象就完全不同了。老百姓看到护送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就上前去同他们交谈，打听我们这批‘奇奇怪怪’的人是来干什么的，还送热水给战士们喝，并且不用吩咐就主动去照料马匹。我们总的印象是，老百姓对待战士们就像对待出门在外的自家人，要让他们好好休息，还要他们开心。”这一段描述，真切鲜活地呈现了延安军民的鱼水情。

　　对于从国统区来的爱泼斯坦来说，两相对比，延安的一切让他坚信共产党才是中国的未来。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他兴奋地写道：这个边区不是一个英勇的人民被封锁的悲惨的地方，而是一个小规模的伟大的国家。这里的人民也比其他地区的人积极得多。他们充分相信，他们代表中国，代表中国的未来。他们并不这样说，但从他们充满自信的言语和行动中，从他们的每一次微笑和每一个表情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他还谈道：“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10年里将证明这一点。”

　　“最杰出的无疑是毛泽东”

　　1944年延安之行，爱泼斯坦两次采访毛泽东，留下了对毛泽东的观察和记录，他写道，“最杰出的无疑是毛泽东”。

　　第一，毛泽东的个人作风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爱泼斯坦看到，毛泽东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比如，与中外记者团合影时就是如此。有几次，爱泼斯坦与毛泽东共同进餐，同席的还有其他领导人，都没有什么特殊的礼仪或规矩，“大家散坐在两三张小方桌旁，谈话很随意，食物也极简单”。这与他在重庆见到的等级森严、铺张浪费形成了鲜明对照。

　　第二，毛泽东“好整以暇”“举重若轻”的领导艺术，给爱泼斯坦留下深刻印象。在当时，毛泽东领导着十几个抗日根据地，战斗不断，行政管理千头万绪，同时还要处理国际问题，但他有条不紊、神闲气定。反观蒋介石“总是在摆架子，显得不自然、神经质、紧张”。爱泼斯坦感叹道：毛泽东与蒋介石“在仪态上的反差真是再强烈不过了”。

　　第三，毛泽东分析问题简洁有力、一针见血，让爱泼斯坦赞叹不已。他在书中写道，毛泽东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把十分复杂的战略思想用极简单又极深刻的话表达出来，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理解他的话的意思和道理。这不是某种把事情简单化的手法，而是一种才能——他的头脑非常清楚，又能简明地、形象地去说服别人”。应该说，在短暂的接触中，爱泼斯坦确实抓住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质——那就是立足在中国的大地上，用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简洁明快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