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分好蛋糕是为了做大蛋糕。也就是说，不是在做大蛋糕和分享蛋糕这两个重点中去选择，而是以分好蛋糕来支撑做大蛋糕，从而更好地分蛋糕，这也是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

　　第三，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性质不完全一样，重点也不完全一样，有各自的定位，因此是互补的。

　　第四，我今天不是全面讲改革红利，而是挑出一些重点。重点是什么呢?一是把改善民生，提高生产率，同时促进社会流动结合起来;二是能够既从供给侧也从需求侧给我们带来改革红利。

　　三次分配领域的性质和功能，简单做一个概括。初次分配是最基础的，因为在初次分配领域，我们配置生产要素、配置资源，决定各种生产要素获得多少报酬，创造出激励和效率。因此，当我们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时，初次分配是最重要、最基础的。

　　从再分配角度来看，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社会福利供给是政府作用的重要方式，当政府有了这个职能是一个硬约束的时候，可以减少政府在一些直接配置资源的领域过多越俎代庖。同时，这是一个生产率分享的必要途径，也是共同富裕的终极手段。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终极手段，共同富裕可能达不到。

　　第三次分配，分配包括自愿捐助、慈善事业、自愿者行动、社会责任等等，对企业来说，社会责任以人为中心，更加关注员工，更加关注社会，同时兼顾社区，兼顾自己的伙伴、客户等等，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但是，它归根结底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一种有益的补充。

　　共同富裕要达到什么目标?目标很多，但有一个硬目标，大家可能忽略了。我们要保持适度的合理的增长速度区间，按照党的十九届九中全会的要求，2025年我们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35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

　　第一个目标是按照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第二个目标是进入高收入国家中间那一组，相当于23000美元。含义是什么呢?意味着今后15年，GDP总量也好，人均GDP也好，要翻一番。因为我们的人口前期会增长，后期是负增长。人口因素可以忽略不计，GDP总量和人均GDP未来可以是一致的，至少15年是这样，因此翻一番是一个硬目标。

　　翻一番是不是能转化成居民收入?转化成居民收入是不是能变成合理的分配?还有，必须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实质性地缩小收入差距。

　　有效的、实质性的是什么含义呢?就是要把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如果高于0.4，就没法说这是共同富裕。

　　目前，我们基尼系数大概是0.465，设想我们到2025年能够降到接近0.4，到2035年努力向0.35，至少是显著低于0.4的水平靠近。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利用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各种手段和途径，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结构。更重要的是，建造起一个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也可以叫社会福利体系。

　　首先，从初次分配开始说，初次分配的关键是以人为中心的资源重新配置。我今天讲的改革红利大部分是说，如何通过分好蛋糕来做大蛋糕。做大蛋糕，作为经济学的定义就是提高生产率。因此，生产率的核心是资源重新配置，并不是我们强调再分配，初次分配领域就没有事情可做了，其实有大量的空间。

　　我们现在有两种情形。第一，假设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在未来五年或者更长时间内，能够实质性下降10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8000多万劳动力。这意味着非农产业劳动力可以实现每年2.7的增长率，就不是负的，而是一个显著的正增长。它会改善劳动力供给，改善人力资本的需要，资源重新配置，提高生产率，使我们投资回报率的下降速度更加缓慢，支撑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这是供给侧的趋势，它改善我们的生产函数。

　　第二，从需求侧来看，未来城市化率要显著提高。目前我们的城市化率水平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也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我们的发展阶段是中等偏上中的偏上，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城镇化率。

　　我们先不设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多少，而是设想目前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63.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5.4%，两者18.5个百分点的差距把它填平了，也只是让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水平。已经在城里但没有户口的，让这18.5个百分点的人口得到城市户口，就可以增加2.6亿城市户籍人口。

　　这有什么意义呢?他在城里，过去没有户口，现在得到户口了，其实很有意义。OECD的专家们做了一个模拟，中国社科院也做了类似的模拟，得出的结论基本上一致。已经在城市的农民工，当得到了城市户口，即使工资没有上涨，其他的改善没发生，仅仅因为解除了后顾之忧，消费可以提高30%。

　　另一个结论是，这种预期会加速人们向城镇的转移，从农村转到城市，还没得户口之前，仅仅因为转移消费也可以提高30%。因此，从需求侧城镇化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好的支撑。这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城镇化更加规范，也就意味着就业更加正规化。目前我们就业还有不正规的趋势，城镇就业分成不同的形态，其中没有被登记在内的，临时雇佣、不签定劳动合同的人，加上个体就业，不规范的程度比较重。意味着工资没有保障，就业不够稳定，社会保障不够健全，会影响他们的收入、社会流动和消费。这部分加起来占30%，其他部分也存在着不规范的地方。因此，改善这种状况是提高社会流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举措。

　　再分配的核心是健全一个全覆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可能有人不习惯听建立一个福利国家，其实它的含义差不多。过去西方人讲从摇篮到坟墓，我们讲的是七个有所，从幼有所育，一直到老有所养。七个方面是全周期覆盖的，含义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再分配是缩小收入差距的终极手段。也就是说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靠初次分配是做不到的。OECD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在初次分配之后都在0.4，甚至0.5以上，经过了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以后，普遍降到了0.4以下，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如此，除了美国略高于0.4。通过再分配，基尼系数下降的幅度可以高达30%。

　　国家实行再分配扩大社会支出，也具有降低收入差距的效果。在OECD国家里面可以看到，OECD和想要参加OECD的国家，明显的关系是社会支出水平占GDP的比例越高，基尼系数越低。也意味着，再分配是降低收入差距的一个终极的手段。

　　七个有所，学有所教是其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部分。因为教育的发展、教育的公平归根结底是阻断贫困的代际循环，提高社会流动性的一个关键之举。

　　第三次分配领域，我想强调的，不是捐多少钱，而是强调更加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如何做到科技向善。科技向利很容易，每个企业家都是科技向利的。我们过去30多年的一个基本规范，就是企业是对所有者和股东负责，对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负责，因此实际经营中利润最大化。

　　从企业的创新能力来说，熊彼特讲的创新是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新组织、新市场。在这个基础上，现在的企业创新已经无所不能，加上科技革命带来无所不能。

　　从人工智能到互联网平台，到最近出现的元宇宙，到非同质化代币，即所谓的UFT，这些都是无所不能，既能创新又能应用。但是，所有的这些技术创新的导向，都还是利润最大化，股东利益最大化，没有变成所谓的科技向善。

　　关注员工，关注消费者，关注供应商，关注合作伙伴，关注社区，关注社会，关注全球化，关注气候变化，这些东西如果放到企业家的生产函数中就可以叫做科技向善。没有这一点，叫皮克蒂的不等式。有了这一点，就体现出了所谓的蜘蛛侠信条，能力越强责任越大，实际上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比捐一些钱更重要。

　　回归到中国的现状。我举个例子， 15岁到59岁，这是劳动就业的最好年龄。其实在人口学中，这也是生育年龄20岁到34岁，是旺盛生育年龄，是生孩子最好的时候。但在这个时间，劳动力市场上是劳动收入处在上升的曲线中，意味着在最好的生育年龄，大部分时间还在努力攀登收入阶梯，没有达到职业的最高点和收入的最高点。

　　在同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在20岁到34岁，也是家务负担最重的，逐渐攀升的阶段。因此，人们的收入预算、时间预算都不利于改善人力资本在就业中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也没有时间生孩子，没有时间消费，没有时间提高自身，这些都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在这里面，企业是有责任的，而且是有能力改善的。2018年，国家统计局做了一个时间分配调查，全体城乡居民平均下来，每天有大概有300多分钟要花在有报酬的劳动中，也有100多分钟花在没有报酬的时间中，两者之比约是1：0.5。

　　也就是说，有超过1/3的时间是花在无报酬劳动。而无报酬劳动从宏观上说不创造GDP，从微观上说，就是你的家务劳动、照料活动等等。这些转化成社会化可以带来GDP的增长，也把人们大量的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可以提高三育时间——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时间，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可以用来购物、旅游，刺激消费，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也可以提高社会的总福利。在这个基础上，消除“996”等现象是一个三赢的格局，而企业在其中可以做出足够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