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城市核心区存在聚集度不高，人口集聚未提升经济效率。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三大世界级湾区之间存在较大发展差距，人均 GDP 和单位土地面积创造的 GDP 都相对偏低。从经济总量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与纽约湾区大体相当，但人均GDP和地均GDP均仅为后者的1/3。

　　其二是城乡差距。虽然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城乡收入比由2.35降至2.10，低于全国和广东省平均水平。但是，相较而言，东亚主要经济体近年来城乡收入比约为1.4。

　　其三是都市圈内部经济发展差距大、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2021年，香港人均GDP为广州、深圳、珠海的约2倍，是肇庆的5倍。香港的公共服务支出规模明显高于其他城市，给市民提供了更优质全面的公共服务。

　　其四是产业结构失衡。一方面，服务业发展不足。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比重不足70%，其他三大湾区均超过80%。虽然深圳、香港等个别城市已经具备创新经济和服务经济的特征，但是区内大多数城市仍然处在由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在乡村就业人员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占比较高，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和就业多元化发展不足。2021年，大湾区内地9市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乡村就业人数的40.02%，佛山市高达81.84%。

　　其五是半城市化问题，城市化率和半城市化率“双高”。具体体现在人口与土地资源错配，中心城市房价高企;广深佛莞四市城中村人口均超300万，占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城中村总人口近三成。

　　其六是村庄结构转型带来的“人-地-业-村”系统失衡。农业发展单一、回报低，年轻人越不搞农业，外来要素越不会进入农业;农民自身积累的资本则主要用于农村盖房。农村没有人气、没有竞争力的业，只有利用效率低下的地，最终就形成了没有发展的村。

　　破解粤港澳大湾区存在的城乡融合困境，要以城乡融合思维推进都市圈建设，完善都市圈结构下的城市体系，将县镇村融入都市圈发展。

　　湾区经济体的本质是都市圈，城乡融合则是都市圈的基本形态。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城市化率达到70%以后，城乡之间形成从城到镇到村的连接体，即都市圈、大城市郊区与城市区、县城及其延伸区这三个空间实现融合，这是现代化的基本规律。

　　粤港澳大湾区目前已经处于城乡融合的发展阶段，要破除单向城市化思维，不能走以大城市为主导来推进城市化的模式，而是要继续增加城乡连续体系的融合度、可连接性和要素流动，将县镇村融入都市圈的发展体系中。

　　首先要实现要素的双向流动，确保要素在大城市和县镇村之间的互动和流通，而不是单纯地将县镇村的人力、资本、公共设施、财政、金融等资源要素向城市集聚。其次，发展空间不能仅限于大城市，在规划、金融和公共资源投入等方面，要实现县镇村与大城市之间的相对平衡。第三，建设一体化的城乡融合体系，要将县村镇纳入都市圈统一规划体系，包括土地利用体系和公共设施投入体系等，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让进城农民真正在其就业地、工作地实现市民化，实现平等就业和平等分享公共服务，包括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让“农二代”真正融入城市，让他们有成为城里人的权利。

　　要将强县、强镇和强村“三强”作为“百千万工程”的抓手。首先是强村。应该以强村为主导，将乡村作为发展空间和主体，例如通过股份制改造进一步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通过村级工业园的改造升级，形成工业发展的重要能级。

　　其次是强镇。从珠三角的发展情况来看，乡镇一级实际上是广东经济发展的脊梁和最大的优势之一，也是工业化和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很多专业市场和区域产业主要集中在镇一级，所以镇一级的发展还是要进行产业升级，包括智能化、数字化和传统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进而形成一些世界级的制造业产品基地。

　　再者是强县。广东县城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仍不够。因此，县城应成为带动城乡融合的枢纽，包括人口的集聚，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同时，县城还能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

　　因此，村是发展主体、镇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阵地、县城是城乡融合枢纽，这样就形成了城乡融合带动乡村振兴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