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国家银行，创建金融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便着手筹建国家银行，以解决金融市场混乱、商品流通不畅等制约苏区经济发展的“拦路虎”问题。在经过充分调研和准备后，1932年2月1日，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村正式成立，毛泽民任行长，这是新生红色政权下第一个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银行，不仅承担起了统一货币、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职能，还肩负着税收征缴、财政收支的特殊使命。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创立，打破了过去主要由外商银行、钱庄银号、官僚资本银行等金融势力组成的旧式金融体系。随着反“围剿”战争和各项建设的发展，苏区金融组织不断扩大，逐步形成了以国家银行为“总舵”，江西分行和福建分行为主干，瑞金直属中心支行和各苏区县支行为骨干，信用合作社为基点的新金融格局，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全面开展各项金融活动奠定了基础。

　　发行国家货币，建立货币制度。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初期，苏区各地并行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杂乱无章。1932年7月，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纸质“苏维埃国币”，并集中开展了收缴劣币、禁用杂币、打击假币，由新币替代旧币，苏区金融市场焕然一新。

　　为了保持货币币值稳定，临时中央政府还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一是建立银元本位制。规定苏区货币以银元为本位，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为银币券，一元纸币换一块现洋，并要求银行做到随兑随换，有效地保证了国币的流动性。二是建立物资本位制。为化解国币贬值风险，苏区政府支持国家银行把打土豪和战斗中缴获的食盐、布匹、煤油等日用品运回苏区，公开 销售，规定只收国币不收现洋，做到无国币不交易，通过战利品的物资本位，大大提高了国币的使用率。三是建立准备金制度。1932年5月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规定，发行纸币现金准备金不能少于30%。截至1932年底，国家银行总行及福建分行的现金准备金余额达389480元，占纸币发行量的59.35%，充分保障了国币的信誉。四是建立现金管理制度。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现金出口登记条例》，对地主、豪绅及资本家私运现金出口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规定，以法令形式限制银元外流，并以边界武装哨所代行“红色海关”职能，杜绝银元等“硬通货”流出苏区，防范伪币、外币流入苏区套现，极大纾解了苏区现金压力。这些方针举措确保了苏区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促进了国币的扩张性流通，为稳定红色金融秩序、保障物畅其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展金融业务，服务中心工作。国家银行成立后，各项业务工作全面展开。1934年3月，国家银行设立专门的储蓄部，开办储蓄存款业务，鼓励苏区军民闲钱入库，积沙成堆，随着存款规模的做大，贷款业务也随之发展。为使贷款活动有章可循，国家银行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定期信用放款暂行规则》《定期抵押放款暂行规则》《贴现放款暂行规则》等相关法规制度，根据先农后商、外贸跟进的原则，向合作社、农业、手工业等提供低息贷款或零利率借贷。重点扶持受经济封锁影响较大的行业、短缺商品生产和苏区优势产业，有力地推动了苏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群众生活条件改善。此外，国家银行还受临时中央政府委托，负责代理政府发行公债和代理国库出纳业务。中央苏区于1932至1933年先后发行三次公债共480万元，为反破坏、反封锁、反“围剿”解了燃眉之急。

　　加强金融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打击高利贷剥削。1932年1月，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的《关于借贷暂行条例的决议》明确规定，取消和废止一切高利贷形式的借贷。全面废除封建性债务，并严禁发生新的高利贷。此后，苏区的不法当铺、钱庄相继闲歇关闭，高利贷活动也偃旗息鼓，为建立新的金融体系扫除了障碍，为红色政权赢得了声誉。

　　防范货币信用危机。中央苏区货币流通时期，始终伴随着“围剿”和反“围剿”、封锁与反封锁的激烈斗争。国民党反动派视中央苏区为“眼中钉，肉中刺”，怂恿反革命敌特分子伪造苏维埃银亳和国币，唆使反动商人拒收苏维埃国币和故意压低国币价格，企图制造苏区金融恐慌，妄图瓦解新生红色政权。对此，临时中央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严厉的镇压：一是及时出台相关条例。1932年7月10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维护国家银行货币信用的第17号令，规定不得阻碍通行或抑低价格以破坏国币信用，对破坏国币信用者，将“从重处罚”。1934年4月8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更是从刑事立法的角度，明确了对制造、输入假货币等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极大地震慑了犯罪分子及破坏行为。除此之外，还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开展拥护国币的群众运动》，大力宣传拥护和使用苏维埃国币的意义。二是积极采取防范措施。1932年春，在中央苏区流通市场发现伪造苏维埃银毫后，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指示中央造币厂发出布告，告诉群众识别伪造银毫的方法，以杜绝伪造银毫在根据地内的流通。同时，加强对印币厂、金库等金融场所的军事管制，组建护金队，堵塞监管漏洞，不留可乘之机，有效地维护了中央苏区的金融安全和正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