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位学者看来，文化如雨露、如甘霖，滋润着万物的生长。于国家而言，文化之笔墨可以勾勒刻画出“大国形象”，构成一国区别于他国的精神底色。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彰显了习近平主席从文化视野统筹国家治理的重大努力和尝试，将为新时代的中国增添全新的文化姿态与文化风采。伟大的思想往往能够激发奋进的力量，在这一思想体系的引领下，中国将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康庄大道上行稳致远。
具有治理意义上的新颖性与独特性
莫西表示，治国理政需要谋划和布局，而文化无疑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洞察到了这一点，并将其上升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即习近平文化思想。治国理政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国家制度、社会治理、财政预算、国计民生、可持续增长等，而这些事项都需要置于文化的大环境中去处理与衡量，与一国长期以来积淀而成的传统文化背景紧密相连，习近平主席对此有着深刻的认知与体悟。
莫西接着谈道，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并非在真空中进行，都必须以文化作为“软性支撑”，文化是“源头活水”的“总阀门”。这种独特的认知反映在习近平主席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执政思路与治理方式之中，不仅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国方案，也凝聚着中国作为当代大国的气派与风度。事实上，世界各国人民对于促成中国奇迹的国家文化深感好奇，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必将有助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
萨基卜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一个重大国家战略的推出，不仅彰显了习近平主席本人对于中国文化、历史和传统的理解与欣赏，更标志着中国从根本上确立了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战略尊重文化对于塑造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民族信仰和身份认同的影响，也承认文化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与政治、经济、外交享有同等的重要性。一个国家取得的成就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需要从多维视角加以综合考虑，其中文化无疑是根本性的内在决定因素。缺失了文化，国家的稳定性、向心力和身份认同便无从谈起。
布拉迪克阐释道，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治理意义上的新颖性与独创性，意味着中国在官方层面进一步将文化纳入国家治理战略与框架，表明了中国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过程中实现的重大突破。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等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完整体系，不仅有利于中国实现国内发展目标，也将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和平与繁荣。
展现出宏阔而远大的文化视野
布拉迪克感慨道：“习近平主席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沉的热爱之情，也拥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底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演讲中经常引用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作品中的名句，信手拈来、从容熟稔，这使得他的演讲往往十分深刻、发人深省，引得在场观众阵阵喝彩。习近平主席也经常以充满文艺色彩的表达向世界阐述中国梦，让世界人民从他的言谈中细细解读并品味中国文化的哲思与渊源。”
在莫西看来，一个人的思想是其观念与行为的产物。就此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和确立正是其文化观的体现。“我认为，有两大基本因素促成了习近平主席的文化观。一是密切关注国内外重大议题并对此都有着深刻洞悉，这使其诸多见解都颇具文化见地与思想深度，这种非同寻常的见识以熟读大量中外经典并悉心钻研为基础。二是具备强烈的创新意识与开拓精神，提出了许多有关中国国内发展与国际交往的新想法和新概念，其中也涉及文化领域。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习近平主席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感悟与思索加以充分践行，这一点在他所著的《摆脱贫困》一书中清晰可见，书中大量富有哲理性的思考蕴含着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构成了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莫西说。
“正因如此，习近平主席常常以一个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民族文化引以为豪、提倡民族认同的领导人形象出现在各大国际场合。这不仅为自己建立了国家领导人的良好信誉，更为整个国家树立了令世界钦佩的大国形象。”萨基卜说。
萨基卜接着提道，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现出一种宏阔而远大的文化视野，这一视野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思维方式的深刻塑造。在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同时，这一视野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强调秩序、道德与纪律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提升党内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标准。
萨基卜进一步表示，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文化观的丰富和发展，而非直接意义上的阐发或者延续。马克思将文化视为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继承这一观点的同时，习近平主席在其思想中融入了更加细致和综合的方法与理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下发扬文化自信、塑造民族认同和传承道德价值的重要性。
引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2023年6月举行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在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地作出了一系列新论述。萨基卜认为，这些论述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时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起到了“指明灯”作用。
谈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论述，萨基卜表示，这一富有创见的论述表明，习近平主席深刻洞悉到文化的动态性规律与本质，并将其凝结为重大理论成果。文化应当随着时代潮流与社会进步不断更新并演进，有鉴于此，今天的中国不仅要传承旧的文化传统，也要开辟新的文化境界。属于今日中国的“新文化”不仅应植根于中华文明的生存土壤，也应当符合并反映当前中国的实际国情、时代特征与现实状况。这需充分考虑新与旧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在历史连续性和当代相关性之间取得平衡。
莫西表示，在西方世界，传统与现代被看作是对立、割裂的概念。在某些情况下，传统被视为原始和落后。因此，不少西方国家试图将传统用其他所谓现代的新生事物取代或吸收。然而，当我们仔细审查这两个概念时，会发现它们完全可以兼容并相互影响。习近平主席睿智而冷静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即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能够以一种良好的方式共存和融合，新时代的中国需要一种二者相互交织、激活彼此的文化。
莫西补充道，在习近平主席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力量可以穿越时空，在新时代被“转化”、被“发展”，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古老而传统的中华文明也可以在现代化进程中再次迸发出全新的力量，成为一种富有现代意义的新式文明。习近平主席也因此作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理论判断。
强大的文化意味着强大的国家
萨基卜阐述道，如今中国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对文化凝聚力和人民团结程度的重视。诚然，西方特有的文化体系固然也为西方国家的历史进步作出了一定贡献，然而，优先考虑个人权利、倡导“自由民主”的西方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先天缺陷。对照之下，中国文化从古至今始终将多数人利益置于少数人利益之上，始终致力于减少社会不平等与不公正。
布拉迪克也表达了相似看法。他提道，建立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西方文化假定人们会互相持有不同意见，例如在英国，政治异议被视为一种自我表达的形式，政府的存在甚至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威胁。英国的国家认同基于对所谓“国民性”的颂扬，而非对宪法的认可。然而，在中国这样更注重宪法文化的国家，分歧可以更容易得到解决。广大公民展现出的爱国主义情怀奠定了政治团结与稳定的基础。在中国，文化不仅推动个人归属感与个人价值的实现，也促进集体生活与社会融合。
萨基卜补充道，当前中国文化仍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思想对个体成就的衡量标准是基于道德品质而非财富或出身。中国文化也折射出中国典籍《易经》中所提倡的阴阳思想，这一思想主张平衡、包容与和谐，体现在当下的现实中，即为深深植根于集体主义、追求均衡的社会发展方式。近年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令人惊叹的“精准扶贫”计划，并在教育、医疗、金融等领域进行大幅改革，从而有力地缩小了城乡发展差距、促进了社会公正。
在莫西看来，自强不息、讲信修睦、勤劳踏实、讲求节约等宝贵传统构成了中国人民的典型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极大地促成了中国如今的成功，并被全世界欣赏与推崇。他感叹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的世所罕见的发展速度就是最佳例证，足以证明“强大的文化”意味着“强大的国家”。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特有的文化不仅推动构建了舒适便利的城市基础设施，而且实现了农村贫困率的大幅下降。如今，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中餐馆和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见证着中国崛起的速度。
文化软实力间接作用于国家硬实力
事实上，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软实力”，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有形的“硬实力”。文化与国家“硬实力”例如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军事实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此，萨基卜表示认同。他认为，固然一个国家的文化本身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也无法在短期内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或社会效益，然而，时间的检验最终将佐证某种文化所焕发出的持久影响力。可以说，文化之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是一种“厚积薄发”的显现方式。对于中国这样拥有深厚文化根基的国家而言，文化带来的巨大创造力将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作用于国家“硬实力”的打造。
萨基卜接着评价道，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对于其内部向心力和全球影响力有着决定性作用，文化繁荣因此构成了一个民族实现复兴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点可以从习近平主席反复重申的“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看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培养民族认同意识的重要性，并指导中国政府将其作为重要的战略规划在国家层面加以实施，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激发社会活力，对当今中国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萨基卜表示，习近平主席深知，实现文化繁荣的途径不仅应包括保护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应包括发展当代文化与艺术。为此，近年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对这些领域进行了物质投资与人文传承，促进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包容性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也催生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与成果。2022年，中国出台了《“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这说明中国将文化置于国家发展的优先事项并推出切实的阶段性步骤加以实施，不仅极大提升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也显著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尊重全球文化多样性
萨基卜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在国际层面，即对于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与欣赏，对于以“和为贵”的追求，以及对于“丛林法则”的反对，与文化外交不谋而合。习近平主席意识到，文化既非一成不变，也非千篇一律，差异即是美，意味着希望、生机与创造力。鉴于此，习近平主席主张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并用自身的点滴行动践行与这种思想相符合的外交原则，这一点与一些西方国家鼓吹的“文明优越论”或“文明冲突论”的做法大不相同。后者认为不同文明在本质上互不相容，必然会发生冲突，此类想法的产生是西方国家试图使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其他压迫手段合法化的结果，因而具有强烈的误导性，造成了不同文明间的阻碍与隔阂。
莫西谈道，习近平主席引用的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中国古语，折射出中国古人对于一个和谐、平等、互惠的外部世界的向往与追求，对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促进当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有着宝贵启示。不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是全球文明倡议，都凝聚着对于不同文化相处之道的深邃思考。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无关乎肤色、种族、语言、国别，理应享有同等的地位。同样，每一种文化都扎根自身的生存土壤，虽然在制度、价值观和信仰方面存在差异，但都拥有着各自的韵味与色调。执意以一种制度或一种模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化的做法，无疑是偏执而狭隘的。
“常言道，根深枝愈活。一直以来，习近平主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中国人民的‘智慧根脉’并用心呵护。同时，在习近平主席的引领下，中国有意愿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进行对话与合作，厚植友好和善意，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与和谐的世界秩序而不懈努力。他的诸多文化观点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更广泛意义上的世界观紧密相连，深刻影响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可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和确立具有深远的全球影响和世界意义，将进一步增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广泛接触与相互理解。”萨基卜这样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