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选择
1921年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党一经成立就成为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力量，推动了从早期现代化到寻求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全面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形成，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代化迭遭挫折后的势所必至，是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反思后的潮流所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种现代化方案择优比选后的历史选择。
受挫后的觉醒。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针对中华民族遭受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历史劫难，各种政治力量接连进行了反帝反封建斗争，仁人志士们从不同角度推动了器物、制度、文化层面的变革与现代化，提出“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方案，但这些努力最终都失败了，引领与推进现代中国发展方向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反省后的转折。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期先进中国人的心目中，西方现代化一度是“提供美好未来希望的蓝本”，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经济危机，使西方式现代化的严重弊端不断暴露，推动中国社会各界对其进行了深刻反省，整体取向从推崇西方文明转向了非资本主义前途。在1933年《申报月刊》关于中国现代化讨论的26篇文章中，多数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式或非资本主义路径。我们党顺应历史大势，在“一战”后的现代性反省思潮中推动实现从师法泰西到以俄为师的转变，在经济危机引发现代化问题讨论后力主“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的新民主主义。
比较后的抉择。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在国民党政权主导的官僚资本主义现代化被历史无情淘汰的情况下，在英美派学人期盼的自由资本主义现代化“化成了梦”的背景下，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被历史证明“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赞成的，舍此没有第二条路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9页)，是推动中华民族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经道路。
创造现代化发展的政治前提
1933年《申报月刊》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的主题之一为“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及促进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先决条件”。对此，我们党在创立时期就有了明确的答案。党的早期领导人已认识到，从根本上说，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打乱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的两大障碍。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刊第1期刊发《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指出：“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李达在1923年4月发表《何谓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分析中国的乱源，知道搅乱中国的两大障碍物，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国内武人政治。”(《新时代》第1卷第1号)故而，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首先在“破”，即以反帝反封建斗争为实现现代化扫清道路。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毛泽东深刻阐释了民主革命与国家工业化的关系，提出通过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必备的政治前提。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谈不上“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1081页)。在1947年12月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将“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视为“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必要基础(《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5页)。在1948年年底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为“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5页)。解放战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与根本方向得以确立。
中国式现代化过渡形态的孕育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与探索避不开一个重要命题：“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是采用资本主义还是采用社会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建党前后就有了明确的选择：必须以社会主义发展实业。李大钊在1921年3月的《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中指出：“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曙光》第2卷第2号)。蔡和森在1922年5月发表的《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无论如何，是不能充分发达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应“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发展中国的大生产事业”(《先驱》第7号)。
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方案针对当时知识界所聚焦的工化还是农化、资本主义化还是社会主义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三项选择，作了符合世界现代化潮流、符合中国国情的深刻阐释。
一是“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描绘了“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当时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既包括狭义上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技术层面变革，也包括广义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整体变革”。
经济技术层面，工业化被视为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党的工业化思想最初是在“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论争中阐述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反对章士钊等人的“以农立国”论，力主推进国家工业化。瞿秋白在1923年7月的《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一文中批评章氏“不应当说现在中国还是农业国;更不应当说，中国是农业国，就永世停滞”，指出“中国正在由宗法式的农业国，依历史的逻辑，渐进于商业工业国”(《前锋》第1期)。恽代英在1923年10月发表的《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一文中指出，“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申报》，1923年10月30日)。这充分表明党一经成立就自觉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毛泽东在大革命后期就主张“发展中国工业”(《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页)。后来，他在《论联合政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献中都谈到了“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或“国家工业化”问题。除了关注工业化，后来的“四个现代化”的另三方面即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也已被纳入视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及“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号召“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新华日报》先后设立了“自然科学”“科学专页”副刊，体现了对推进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度重视。
整体变革层面，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造成“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奋斗目标(《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709页)。
二是选择社会主义，设计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路线图。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上篇“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下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目前是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43~244页)。
三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指导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论新阶段》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照搬苏联式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阶段“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除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5~679页)。
从某种意义来看，新民主主义现代化之路是中国现代化在“质变”即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前的量变积累、是成长为参天大树之前破土而出的茁壮幼苗。
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夯实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中国人民最终做出了三个正确的历史性选择，即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领导力量、根本遵循与制度基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三个历史性选择促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转换跃升，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探索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资格”(《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页)，也具有了领导大规模现代化的地位，党的领导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是激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使新中国具备了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也具备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社会主义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制度保障。马克思主义是使中国人“由被动转入主动”的强大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正是三个历史性选择使近代由其他力量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使效仿“他者”的现代化发展而为走自己的路的现代化，使被动的、依附型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而为主动的、自主型的中国式现代化，从而开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纪元。
（作者：俞祖华，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