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明年经济的看法。我觉得比较悲哀，有那么多聪明人在思考明年、下半年、下个季度、甚至下个月怎么样，我们老是被短期的问题牵着。当政策着眼点是下个季度或者下个月的时候，带来的长远结果恰恰是坏的。我们在这上面浪费了过多的时间。

　　第二个问题，我批判用三驾马车的方式分析经济问题。大家都知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从总需求的角度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但这基本上不会带来好日子。经济真正发展得很好的时候，大家思考的不是这些问题。

　　消费和投资是事后统计出来的数据，统计国民收入中有多少比例是用于消费和投资，如果倒过来把它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就完全本末倒置了。这一点我已经重复强调了十多年。

　　消费本来是人类生产的目的，现在居然变成生产手段，为了保生产而促消费，消费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再看投资，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生活的改善和未来经济的发展，有好的投资才有技术提高和生活改善，但现在是为保增长而投资，那具体投什么就无所谓了，只要用钱砸出数据就行。

　　再比如贸易，按照三驾马车理论，只有出口大于进口，贸易才能带来经济上的增长。如果进口大于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国家统计局出版的统计年鉴里，专门有一个统计，三驾马车对GDP的贡献占比情况，贸易的贡献有时候为负，出现负数就是因为贸易逆差。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可以把贸易都取消掉，因为这样至少不会给经济带来负增长。而贸易真正的好处是让每个国家的相对优势、比较优势得到发挥，促进分工进一步深化，激发出人们的创造力。

　　所以，当我听到大家都用三驾马车来分析中国经济时，我特别不舒服，用数学公式、统计恒等式来倒推该刺激多少，很荒唐。我们成天倒过来想问题。

　　王波明：我们预计今年全年GDP增长将在3%左右，未来如何让经济潜力释放出来，肯定离不开企业家的努力。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现在企业家缺乏信心，如何让企业家重拾信心?

　　张维迎：光说大家要有信心很容易，但做起来不容易。有时候空话说了一堆，不一定能鼓舞大家的信心，实事只要做了一件，就能提升大家的信心。最重要的是如何创造一种体制环境，包括舆论环境，使企业家觉得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十多年前我讲过一个比喻，有两个人，一个在牢里，他知道有人准备救他，另一个人在牢外边，是自由的，但他知道有很多人在追捕他。你觉得这两个人哪个更有信心?第一个人肯定心情更好，即使他眼下处境艰难，但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现在还要看到一点，再怎么努力，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像过去一样有9%、8%的增长。为什么以前会有那么高的增长率?很简单，在我看来，那时候我们靠的是套利型企业家，因为人家已经把技术创造出来了，经验已经证明市场有需要，中国有这么多人口，照搬过来就能赚钱，经济就高速增长了。

　　现在这套逻辑行不通了，能照搬的照搬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必须要靠企业家创新，这就比较难了。没有一个国家主要靠创新经济能实现8%、9%的经济增长，甚至3%以上都很难，英美的发展史都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的心态要调整。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未来能够保持3%的真实增长就挺好。

　　王波明：中国经济如何重新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张维迎：温故知新。回想80年代、90年代，中国经济如何从破产边缘走出来?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地给老百姓更多的自由，使老百姓觉得有追求，使他们觉得命运可以掌控。如果我的命运主要由我自己掌握，错了我都不怪谁，我只怪自己，我就会有信心。

　　我想起1993年有这样一句话，有些广东年轻人夏天穿个背心，背后印了几个字：“点背不能怪社会”。也就是说，社会给你创造好了环境，你没有做好要怪自己，是这种精神。现在是一旦自己不愉快都去怪别人，而且也只能怪别人!为什么变成这样?我们要思考。

　　所以，让每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这种事经过市场检验，能给别人创造价值，经济自然就好了，就上去了。3%的增长率就挺好，所有人都会实实在在受益。

　　未来的经济依靠企业家创新，创新对体制要求非常高，创新需要长线眼光，大家需要对未来有一个稳定预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真正夯实体制的基础。就国家层面来讲，应该考虑明年的体制是不是比今年更好，是不是更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过去40多年，中国从一个贫困潦倒的国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得益于“市场”的力量。在“市场”被污染、污名化，甚至遭遇前所未有危机的当下，是否真正理解“市场”的力量，既关乎我们的财富，更关乎我们未来的命运。

　　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需要捍卫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