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在理解经济增长的时候大体来用两种理论，一种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另一种是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从供给侧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从总需求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非常有意思的是，经济学家在分析过去为什么增长的时候经常用的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在预测未来增长的时候经常用的是凯恩斯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在我看来都有非常大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是它们都是从数量到数量，忽略了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精神。比如，讲到投资或者资本形成的时候，只关注多少投资或资本存量多大，不考虑谁在投资，谁在控制着资本。其实，谁投资比投资多少更重要，谁控制资本比资本量多大更重要。进一步讲，投资也好、储蓄也好，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

　　我在十多年前就总结出一个增长理论，我叫它“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我认为这个增长模型比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理论更有解释力，而且对人类经济体制的理解的帮助也更大。简单来讲，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市场规模很重要，分工和专业化很重要。市场规模决定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使得技术进步和创新不断出现;有了技术进步和创新，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经济就发展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增加的收入又会变成新的市场，再进一步导致分工的深化，如此不断持续。这个理论我们经常不太注意，但我觉得非常根本，它有好多重要的含义。一个含义是开放非常重要，一个大的市场比一个小的市场更有利于增长，无论是跨国的开放还是跨地区的开放都能促进增长。广东自己封闭起来的增长，肯定不如广东和全国连起来的增长;只是一个中国经济的增长(内循环)，肯定不如世界自由贸易下的增长。

　　第二含义是，经济增长一定是新产业、新产品不断出现的过程，一定是产业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我们经济学家经常会忽略这一点，把结构和总量分开，其实结构和总量是不能分开的，没有结构变化不可能有总量增长。这个理论也使我们认识到，经济规模要做大，一定要有新的市场的出现。但斯密增长理论里缺少一个最基本的、可能是源泉的东西，这个源泉我认为就是企业家，所以我把熊彼特讲的企业家放在中心地位。简单说，市场本来是不存在的，市场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每一个产业也不是给定的，而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

　　200多年前，所有国家的主业都是农业，现在农业部门变得非常不重要了，并且越来越新的产业在不断出现。从工业革命开始，每个产业都可以追溯到创始它的企业家。创新本身就是企业家的功能。增长的财富能不能变成新的市场，也依赖于企业家。我们经常讲“产能过剩”，其实所谓的“产能过剩”，就是企业家没有创造出在新的收入水平下消费者需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所有过去理论当中都忽略了，因为过去我们只是讲数量，好像经济规模翻一番，就是所有的产品产量都双倍一下。肯定不是这样的。

　　企业家这个因素怎么出现?两个基本条件：一个叫做制度，一个是文化。好比说中国在汉武帝之前企业家精神还是不错的，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就是“企业家传”。汉武帝之后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还有与民争利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宋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商业活动更为自由一些，企业家精神变得多了一些，但明清之后又不行了。

　　斯密-熊彼特增长理论这个框架可以解释所有国家的增长，当然也可以解释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济增长。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英国工业革命史就是一部英国企业家创业创新史。美国的增长，德国的增长，所有国家的增加都是一样的。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增加也是企业家创新创业的历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非常一般的理论，不是一个特殊的理论。

　　再进一步讲，企业家精神是什么?企业家精神就是人类的创造力。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是什么?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就是人类的创造力，也就是企业家精神。想象力和创造力就是“无中生有”，看到原来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原来不存在的东西。人类过去两百多年的增长，就是创造出很多原来不存在的东西，包括原来没有的技术，原来没有的产品，原来没有的产业。企业家做什么事呢?就是无中生有，这也是我们好多人理解不了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认为不可能无中生有。其实，人类的进步就来自无中生有，比如石油原来不是资源，1850年之前石油甚至是有害物质。有了提炼技术，石油中提炼出煤油，可以用于照明，石油就变成了资源。但石油提炼煤油之后的副产品汽油和重油都是有害物质和危险物，要有专门的人处理，直到后来有了内燃机，发现内燃机可以烧汽油的时候，汽油就从有害物变成资源了。所以说，资源本身不是给定的。我们经济学家喜欢“禀赋”(endowment)，其实没有什么endowment，一切都依赖我们人类的创造力，人类的创造力好好发挥出来了，我们的资源也就越来越多了。我不相信资源有限的理论，现在的废物也可能变成资源，现在的垃圾以后都有可能变成资源。

　　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使我对市场经济本身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经济学家一讲到市场经济的优点，就是它使得给定的资源达到最优配置。这个理解是有问题的，甚至是错误的。市场的最大好处与其说是使得给定资源达到最优配置，不如说是不断创造出新的资源。我更愿意这样来理解市场：市场经济是让人类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的发挥，让最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最敢冒险，最雄心勃勃，甚至野心勃勃的人，只能干好事儿不能干坏事，因为市场是一个不断纠错的机制，企业家要干坏事很快就被淘汰。企业家无法掩盖错误。但人类的创造力在另外一种体制下，非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容易变成一种破坏力。中外历史上有大量这样的经验，好多雄心勃勃“高大上”的战略后来给我们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市场经济下我们不要担心这一点。像马斯克这样的人非常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但只要他在做企业家，你不要担心他对人类有多大的破坏力，因为一旦消费者不买他的特斯拉了，他就会破产。即使他想把人送到火星上殖民，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第一船失败了，他就得停下来。但如果他是一个政治家，那就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市场经济非常重要。我再重复一下，市场最重要的功能不是使得给定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而是使得人的创造力发挥出来，无中生有。人类过去200多年的经济增长史就是无中生有的历史，是人类的创造力得到最大发挥的历史。

　　再进一步看企业家做什么?一个是套利，就是发现潜在的价值空间或者盈利空间，第二是创新，创造出原来不存在的东西。这就是企业家的两个基本功能。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里没有这些东西，只有分配，没有发现，更没有创造，当然也不需要想象力。我们可以把奥地利学派讲的企业家理解为套利型的企业家，熊彼特讲的企业家理解为创新型的企业家。我觉得这二者不是矛盾的，恰恰是互补的。企业家有套利的，有创新的，而且不同的阶段不一样，套利和创新是相互作用。没有了创新，套利机会终究将消失。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经济学的生产可行性边界来描述这一点，好比生产玉米和大豆两种产品，C可能是一个均衡点，但真实世界不在这个均衡点，因为真实世界我们的知识有限，人类很无知。一部分人可能很敏感，发现了哪儿能赚钱，进行套利活动，使得经济趋向于最有效的C点。当达到这个C点，如果没有创新，人类就停在那儿不会再进步了。人类之所以进步，是因为总有人通过创新不断将生产可行性边界往外推，正是创新--套利-创新的相互作用，使得我们的经济可以持续增长。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增长主要是企业家创新导致的增长，后起的国家好多是从套利型增长开始的，我们中国就非常典型。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套利型的增长。从1978-2022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图上可以看出，2010年之前增长率有很大波动，最低有3.9%的时候，但没有趋势性下降，低速度后是高速度，高低交替。但过去十多年增长率出现了趋势性的下降。为什么?原因不难解释。简单说，一个套利型的经济要维持高的增长并不难，但随着套利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增长速度必然下降。这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有很大的套利空间?很简单，刚才两位专家都讲到这个问题。我自己曾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我自己这四十多年就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在座的跟我年龄差不多的都经历过三次工业革命，世界上发达国家没有一个人经历过三次工业革命。当西方国家用好钢盖高楼、建大桥的时候，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们仍然只能“好钢用在刀刃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只是个隐喻，也是一个事实，因为当时的钢太稀缺了。美国1930年每一百个家庭有60个家庭有家用小汽车，中国到1999年一千个家庭只有三个家庭有小汽车。西方已经创造出了足够的技术，足够的产品，足够的新门类，不需要我们搞研发，不需要我们搞市场调研，美国人喜欢的东西十有八九中国人也会喜欢，拿过来造、卖就是了，套利空间很大。如果你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过程，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

　　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我们每年生产的钢超过世界产量的一半。但我们不要忘记最早谁发明的焦炭炼铁，谁发明的转炉炼钢，谁发明的平炉炼钢，谁发明的电弧炉炼钢。电弧炉炼钢19世纪末期就已经有了，与平炉炼钢技术一样，也是威廉·西门子发明的，但只有二战之后才开始用于大规模生产，到70年代末美国钢产量的一半以上都是电弧炉炼的。这些创新每一项都花了很长时间和投入了大量资金。所有这些费用我们花过吗?我们没有花过。我们老觉得我们发现了新大陆，我们没有发现新大陆。现在套利空间变小了，这就需要创新。创新的增长3%就不错了，因为套利是走路，创新是修路，走路总比修改快。中国增长速度的下降很自然的。

　　中国四十年间大致出现了四代企业家，最初是农民企业家，后来有些官员下海，再后来是海归企业家，最近十年是80后、90后的新一代企业家。每一代中国企业家在套利当中有不同的产业，越到现在套利者创新的成分越来越大。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过程，而市场过程的本质就是企业家创造力发挥的过程。我应该强调一下，我讲的企业家是民营企业家。

　　我们可以用数据说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跟其他国家比，中国各地的市场化进程差异、企业家精神的差异蛮大的，跨省之间的比较就很说明问题。这个差异可以用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编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1997年的市场化指数既是前面改革的结果，又是后边发展的初始条件。你看到，哪一个地方市场化指数高，哪一个地方人均GDP增长就快。我们看看不同年份的数据，结论是一样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国有单位密度高的地方经济增长就慢，因为它和企业家精神是负相关的关系。2011-2016年间的数据表明，国退民进的地方经济增长比国进民退的地方经济增长好，无论我们用国有控股资产的比重还是用就业的比重来看全是这样的。

　　未来的增长靠创新，创新依赖于什么?创新就是人的积极性的发挥，怎么发挥出来?企业家愿意干事儿就发挥出来了。创新需要研发投入，创新可能表现为专利，创新也可以用新产品的数量来衡量。统计数据表明，哪一个地方研发密度高一定是这个地方企业家密度相对高，市场化程度高，无论是要素市场还是产品市场看都如此。新产品销售的比例也是如此，专利都是如此。而我们看到人均政府部门越高的地区专利越少，政府部门就业比重、公共部门就业比重高的地方，人均专利少得多。所以我说没有奇迹，只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怎么让人的创造力得到发挥，让企业家精神得到发挥。

　　总结一下，经济增长的核心源泉，是人的创造力的发挥，也即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过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给企业家发挥作用创造了空间，这是中国两千年来第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原来优秀的政府都跑到政府，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人去做工商业。当然最近又开始逆转，这是个坏消息。最优秀的人跑到政府很容易变成破坏力，跑到企业就是一种创造力。现在套利空间越来越小，创新对未来的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创新对体制的要求更高。为什么?套利是短平快，创新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后果也更不确定。如果企业家没有长期稳定的预期，没有安全感，他就不可能创新。这就对法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政策的稳定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政府不能再随意扰乱企业家的预期，因为那样会使得企业家没有心思做事了，更没有心思创新。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