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中期以来，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最杰出的成就也许就是博弈论的发展。博弈论研究理性人如何在互动的环境下决策。博弈论的全称是“非合作博弈理论”(non-cooperative game theory)。这样的名字容易在非专业人士中产生误解，以为它是教导人们如何不合作的。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事实上，博弈论真正关注的是个体的独立决策是否可以导致社会合作结果的出现。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社会最基本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协调(coordination)问题，第二个是合作(cooperation)问题。由于大量的现实问题经常是这两个问题搅合在一起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致人们经常认为这是同一个问题。实际上，协调问题和合作问题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在理论上把二者区别开来是非常重要的。

　　协调问题的一个例子是，当你在开车的时候如果遇到逆向驶来的车时，你应该如何靠左行还是靠右行?诸如两人交流时用什么语言，两个人进门时谁先走谁后走，国际贸易中用什么样的货币，5G通讯用什么样的标准，分配一个固定量的蛋糕时每个人各得多少，国际交往中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和价值观念，等等，都属于协调问题。

　　协调问题的核心是人们如何预测他人的行为。解决预测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比如，如果行人甲和乙出行的方式是步行，这样，他们相遇时，通过语言或手势来进行沟通，协调各自的行动。沟通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和知识的交流。为了做出正确的预测，当事人需要掌握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包括对行为规范的认识，对对方特性的认识，甚至还要掌握对方如何看待己方的认识等高阶知识(他如何看待我是如何看待他的)。

　　一般来说，对于为做出正确的预测所需要的各方面的知识，我们往往是所知甚少(too little knowledge)，甚至是没有可以利用的知识。比如，我们身处陌生之地时，就会发现我们很难全部掌握该地之风俗礼节。我们和朋友的日常交往中，也常常发现自以为很熟悉的朋友会有惊讶之举。这表明有关朋友的全部特性，我们并没有完全掌握。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知道的太多(too much knowledge)，以致超出我们大脑的加工和处理能力，使我们茫然不知所措。导致我们不能形成正确预测的还有一种情形是，我们有时缺乏正确运用知识的能力(fail to use the knowledge)。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发现自己知道某些知识，但是在进行决策的时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遗忘在内，我们没有正确地利用这些知识，以致事后追悔不已。

　　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用“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来描述人类合作面临的困难。“囚徒困境”指的是，每个人选择对自己最好的行动，但结果是所有人得到最悲惨的结果。这又被称为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集体理性意味着我们应该相互合作，但个体理性导致每个人选择不合作。比如，“诚实”是对双方都有利，但每个人出于自己的私利可能选择“欺骗”，结果双方都受损。囚徒困境的存在给我们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存在合作红利，我们如何来获得它?或者说，如果集体理性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那么，我们如何通过个人的理性选择来实现?

　　合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激励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经由个体理性选择来实现集体理性，获取合作红利，就需要对个人的行为进行激励和诱导。这种激励和诱导经常采用物质手段进行。比如，对于合作行为给予奖金，或者是对于不合作行为予以罚金。这样，就会使得不合作行为带来的回报低于合作行为所得到的回报，从而激励个人选择合作行为。但对合作行为进行激励往往也需要借助非物质手段。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中，都对合作行为做出价值上的肯定。即使在一些亚文化中，如黑社会的文化中，也对自我牺牲行为予以推崇。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从合作行为中，不仅会获得物质利益上的回报，还会有精神上的奖励;同样，不合作的行为会使得当事人心生愧疚，从而降低了物质回报的诱惑。精神奖励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人类有对荣誉的追求。在个人追求荣誉的情况下，通过文化的熏陶、价值观的塑造，可以形成人们内在的精神力量，通过内省的机制，不需要借助第三方的监督从而节约了大量的交易成本，较为低廉地促进了合作的实现。

　　协调要求预期的一致性，合作要求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一致性。如果这两种一致性同时满足，就会出现理想的结果。比如，如果每个人都预期别人会诚实守信，不诚实守信的行为会受到惩罚，社会就会有高度的信任，每个人都得到合作的好处。但是，现实中的许多情形往往是难以同时满足这两个一致性要求。比如，如果背信弃义行为受不到惩罚，你就不会预期人们会诚实守信，结果是谁也得不到合作的好处。

　　解决协调与合作问题，主要靠制度性手段

　　解决协调和合作这两个社会的基本问题，我们需要依赖很多的技术手段。比如，钟表就是一个协调我们行动的重要手段，微信也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更方便。

　　但是，解决协调和合作这两个社会的基本问题，人类主要依赖的是制度性手段(包括文化、习惯等)。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人类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制度，这些制度可以分为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大致来说，前者如法律、各类规章制度，后者指一些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包括地方习俗、社会规范等。几乎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文化实际上可以看成一些相关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集合。正式的制度一般需要依赖第三方的权威来实施，比如，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存在就是为了执行法律，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冲突。但由于涉及信息的搜集等因素，依赖第三方权威来实施也需要较高的成本。所以，我们往往借助非正式制度作为补充。比如交通中，如果两辆车在一个狭窄的小桥相遇，谁先通过?在正式的交通法规中并没有加以规定，但是当事人会依照习惯协调他们的行动，如最靠近小桥的车先通过。“尊老爱幼”也是类似的规则。当然，像社会规范这样的非正式制度通常也需要第三方执行，但这个第三方是社会成员本身，而不是集中化的权力机构。与法律等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的执行成本相对较低。

　　正式制度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企业的所有权安排。在多人组成的团队生产中，如果吃“大锅饭”，每个人都有偷懒的积极性，结果就是囚徒困境。但如果其中某个成员获得所有权，承担风险，他不仅自己有了努力工作的积极性，而且有激励监督其他团队成员，企业就可以走出囚徒困境。这就是私有企业制度的来源。

　　无论是正式的制度还是非正式的制度，之所以有助于解决协调和合作两个社会的基本问题，是因为它们都会对人们的行为施加约束，帮助人们形成预期，甚至影响人们的偏好。施加约束实际上改变了当事人选择每一种行为所得到的回报。显然，这对于解决合作问题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合作行为的回报来激励当事人选择合作行为。

　　法律是人类走出囚徒困境的一个自我约定，如果没有这样的约定，人与人之间就会相互伤害。但每个人在遵循这个约束时，又各自心怀鬼胎，相互防备。对此，德国哲学家康德有段精彩的描述：

　　“一群有理性的生物为了保存自己而在一起要求普遍的法律，但是他们每个人又秘密地倾向于把自己除外;他们应该是这样地安排并建立他们的制度，以致于尽管他们自己私下的心愿是彼此相反的，却又如此之彼此相互防范这一点，从而在他们的公开行动中其结果又恰好正像他们并没有任何这类恶劣的心愿一样。”

　　经济学家区别了价格制度和非价格制度，这一分类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分类相关但并不相同。价格制度，简单地说，就是通过货币价格实现的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交换。而许多互惠的交换行为，并不以货币形态表现。比如，家庭里的相互关照和爱护，我们很少看到丈夫需要花钱让妻子为自己做菜做饭。我们可以将这类非货币交换的互惠行为看成是非价格制度。传统上，经济学家主要研究价格制度，对非价格制度注意不够。但无论价格制度还是非价格制度，都是市场经济中人们协调预期和促进合作的手段。传统上人们把价格制度理解为市场机制，把非价格制度排斥在市场机制之外，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导致了对市场经济本身的误解。事实上，市场经济中，价格只是市场运作的形式之一，市场经济中的大部分非价格制度(如声誉机制)都是市场有效运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市场最本质的特征是自由选择和自由签约权，而不是价格。反过来，在计划经济下，即使价格也只是政府控制经济的手段而不是真正的市场机制，因为价格不是自由形成的。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以及价格制度和非价格制度都是社会的游戏规则，它们协调预期，促进合作。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无论什么制度，正式的也好非正式的也好，价格的还是非价格的，都是人创造的，也是由人执行的，其中，“企业家”是创造制度和执行制度中最重要的非政府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