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经济增速下行并步入中低速增长轨道
从目前趋势来看，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行几乎已成定局，全球经济中长期增长动力也显著不足。在高通胀压力下美欧央行货币政策持续收紧，甚至面临过度紧缩的风险，对全球经济的负面溢出效应日益凸显。同时，在地缘政治冲突和自然灾害等非经济因素冲击下，2023年全球经济复苏将面临更大压力，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降至2.5%以下，明显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测算的2022年3.2%的全球经济增速。从中长期来看，全球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趋势明显，疫情对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也将逐步显现，技术创新与先进技术应用的步伐仍然缓慢，全球潜在经济增速将难以得到较大提升。未来3至5年，全球经济将维持3%左右的中低速增长水平。
二、大国“负和博弈”引发全球经济与政治消极互动
大国之间的零和博弈逐步发展为“负和博弈”，走向即便损害自身利益也要消耗对手的“负和”策略。去全球化的消极互动成为中短期内全球经济与政治互动的主要特征。一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进一步转向大国竞争。美国战略决策者奉行价值观外交，不断将经贸问题和发展问题升级为地缘政治冲突和意识形态对抗，一些美国盟国也将经贸、科技、人文关系政治化。为最大限度发挥自身优势并快速压制竞争对手，美国不仅放弃合作共赢，甚至越过零和博弈，就是宁愿自己吃亏，也要让别人不好过。另一方面，从西方向全世界扩散的经济与政治的消极互动强化了逆全球化趋势，推动全球供应链朝着国家安全和价值观边界重构，并使全球化的供需网络面临碎片化、冗余化的风险。当前推动这一趋势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越来越频繁地使用金融制裁和贸易管制措施，从而使竞争双方两败俱伤。
三、多极化体系呈现集团化趋势
随着非美国盟国、非西方国家、非白人基督教文明综合实力的持续提升以及在多极体系中拥有更多话语权，美西方开始对其主导权感到焦虑。西方政治精英认为，必须改变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重塑“自由主义”世界霸权。拜登政府极力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不断强化跨大西洋联盟和跨太平洋联盟。因此，2023年国际体系中的集团化趋势将进一步深入发展，并突出表现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在军事上，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北约“复活”并得到显著增强，且将进一步“加强与印太伙伴的合作”。在经济上，以“印太经济框架”与“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为主要依托，美国将进一步推动建立一种囊括美欧发达经济体的新冷战贸易集团，形成对所谓“非市场经济体”的共同贸易、金融和科技政策，并加大力度逼迫发展中国家选边站队。
四、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问题治理的主色调
作为一种长期影响因素，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在短期内加速累积，已成为各国政策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之一。当前，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正步入关键节点，气候变化也将因此成为全球问题治理的主色调，并将在未来受到更多关注。英国气象局对全球气温预测表明，2023年将是地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之一，全球平均气温将可能比1850—1900年间的平均气温高出约1.2℃。气候变化对人类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正在加速凸显，国际社会围绕气候变化治理的博弈也日益加剧。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将首次对《巴黎协定》目标进展进行盘点，各方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成效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此外，一些发达国家将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名加大对发展中国家使用化石燃料的限制，并推出更加激进的加速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从而带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刻调整和变化。
五、老龄化少子化与人口爆炸并行
虽然人口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因素，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加速显现。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生育率将继续下降，世界人口继续增长但增速将放缓，并且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将更加突出。从人口增长的地区分布来看，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占比持续下降，中亚及南亚地区将在2050年前后成为世界人口中心，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将在2100年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从全球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2022年至2050年间，欧洲和北美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将从18.7%上升到26.9%，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将从12.7%上升到25.7%。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全球创新能力与意愿下降，储蓄率提高和消费减少，社保和医疗支出增加，财政可持续性受到挑战，降低潜在增长率。全球人口增长的结构性变化将意味着国际和国内层次人口结构的重大调整，并将给社会融合、政治稳定、对外政策和全球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六、技术发展日益聚焦数字化与去碳化方向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中，信息技术和绿色科技是当前全球创新突破最多的领域。根据历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与世界经济论坛分别发布的全球十大突破性和新兴技术清单，2018—2022年约四成出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超六成技术创新与信息技术有关。在2000年以来的全球《专利合作条约》核心专利中，信息技术是涉及最多的技术领域。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性技术有望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机器适应现实世界、解决复杂问题、与人类交流协作等目标。在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3D打印、区块链、生物技术等构建的数字经济时代，大规模定制、动态供应链、智能生产和服务、精准推送等将成为现代产业的新特点，并将改变全球经济发展和大国竞争模式。同时，中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均提出“碳中和”计划，并将绿色科技创新作为实现绿色发展和“碳中和”的关键驱动力，大国绿色科技博弈将进一步加剧。
七、初级产品市场动荡加剧
在全球经济中低速运行的预期下，2023年全球初级产品需求将放缓，整体价格可能出现继续下调。但在供给侧，极端气候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仍在威胁全球供应链的恢复。2022年，飓风“伊恩”、黑海航运封锁、化肥出口限制、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美欧对俄罗斯能源禁运和限价等影响供应链稳定的突发事件频发，预计2023年这类风险仍将存在，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仍可能出现大幅波动。对资源出口国而言，初级产品价格波动会增加该领域投资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影响资源上游产能的扩张，尤其对高度依赖海外投资的国家，价格过度波动对投资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对资源进口国而言，价格波动将影响社会生产的决策，从而影响整个产业链，同时也将考验政府采取快速、连贯的政策应对措施的能力。此外，大国在关键资源领域的博弈也将是导致全球初级产品市场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
八、多国政治社会矛盾持续积累
在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所带来的产业空心化和贫富差距拉大不仅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克服和显著缓解，还将导致政治社会矛盾加速累积。社会矛盾的加速累积正在发达国家社会孕育严重的政治危机，逆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政治力量还在不断壮大声势，将加剧国内社会对立和政治冲突。在美国，政治极化将随着共和党夺取众议院而更加凸显，否决政治的盛行将进一步加大美国的社会治理赤字。在欧洲，高位通货膨胀和经济复苏乏力等因素将加剧各国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不满，右翼民粹主义重新抬头也将使欧盟的政治团结和政策一致性遭受更多考验。在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债务水平不断攀升，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脆弱性将进一步增加，很可能会多点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动荡。
九、大国安全对抗呈现“分身战争”新形态
乌克兰危机后，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安全对抗催生了“分身战争”的新形态，并且很可能成为未来大国军事对抗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新形态既不同于“热战”式的直接军事冲突，也不同于美苏冷战期间频频出现的代理人战争，而是一种“分身战争”，其主要特征是大国彼此之间以提供后勤、情报甚至指挥的方式直接介入对方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冲突，成为事实上的重要参战方。这一安全对抗形式虽然在表面上避免了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有利于控制局势升级，但也正因如此，大国可以较少顾忌地在域外冲突中投入自身的后勤、情报、指挥等一系列军事能力，显著提高了大国走向安全对抗的可能。当前，美西方政策界出现了对实施“分身战争”前景过度乐观的声音，主张所谓中小民主政权能够在“分身战争”中有效应对其他大国的压力，并鼓吹在台湾地区针对中国复制这一安全对抗模式。由此可见，未来大国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