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整治官员开店经商与民争利

唐代商业已经发展得较好，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日趋活跃。在唐代商业区和居民区是分设的，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坊是居民区，市是商业区。市门与坊门相同，均要按固定的时间启闭。唐代店铺的设置也是有法律规定的。唐代店铺的建筑布局也要按相应的规定建设。由于当时市场店铺可以租赁给他人经营，因此有些官员就利用职务之便建造店铺出租以谋取厚利。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京兆府昭应县两市及其附近，有很多官员广造店铺，租赁给他人，谋取租金，干扰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与民争利。为此，朝廷专门颁布诏书进行整治。

尽管经过整治，官员出租商铺有所收敛，但仍有不少官员改由身边的家丁、奴婢代其负责店铺的出租与收益。对于这种日益严重的违规行为，唐玄宗下令要求这些店铺每月租金不得高于五百文，以防止官商谋取更大的暴利。这些措施促进唐代商业的健康发展，支持了个体工商户的发展。

宋代多方面提高商人地位

古代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但是宋代却是一个商人少受歧视的朝代，经商环境十分宽松，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

宋朝颁布了一系列恤商的律令，宽待商人，鼓励经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兴盛，商人赢得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再加上宋代的优商政策，使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并在全社会形成了“重商”的观念。在宋代，商人只要有钱，便可通过购置土地来增加自己的财富，成为土地的主人。特别是宋代打破了科举对商人的壁垒，进一步提升了商人的社会地位。

宋初还是沿袭了前代的法律禁止商人参加科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六月下诏令：“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者，亦听取解。”从而给长期以来受社会抑商观念压制、束缚的商人提供了机会，让他们有了入仕的可能和依据，这是很大的进步。这种尊重商人、提高商人地位的做法，促进了宋代商业的大发展。

元代保护商贾行商安全

元代的商业政策也是十分宽松的，“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而“征商之税，有住税而无过税”，即货物只有交易成功以后才收取税费，在往来运输的过程之中是不需纳税的。元代商税本来就轻，规定“三十取一”，为了鼓励商人到边远地区经商，元政府对商税不断减低，大大刺激了商人经商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元代商业的发展。

元朝初期，社会秩序尚未恢复，以致“盗贼充斥，商贾不能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元政府采取得力可行的安全措施，对商人行商予以保护。规定：凡商旅往来要道及止宿处所，地方官均设置巡防弓手。除此之外，政府还对商贾资财明令保护。各地政府也十分注意为商贾提供保护，甚至出现了责令官、民赔偿商贾被盗物品的做法，“州郡失盗不获者，以官物偿之”。同时，元政府还出台政策，救济困难商贾，帮助商贾解决实际困难，扶持小商贩扩大经营，增加获利等措施，还曾动用国库来解决商贾资金不足，并给予政府贷款来鼓励经营。

除了救济商贾外，政府还对商贾不能收回的高利贷用官款来代偿，不使高利贷者受损失。元代重商的措施是很具体有效的，因此涌现了一大批吃苦能干的商人，带动了商业的发展。

明清政府重视解决商人负担过重问题

明清以后，商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尤其是明朝中后期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商业更是快速发展。针对商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明清朝廷也予以重视，加以解决。明代中后期，出现了赋税和房租过重的问题，一些官员和学者纷纷提出解决办法，得到了明政府的重视和采用，较大地缓解了商人的负担，从而也促进了明代商业的发展。

进入清代，商业更是得到了重视，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予以扶持。尤其是清乾隆帝执政以后的商业产业政策更是开明。当时，北京西山一带采煤个体工商户发展较快，为京师的煤炭供应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发展生产过程中，也遇到了资金不足，影响了正常生产。当时，对此清政府采取颁发采煤执照政策，让采煤工商户合法开采，使得西山的煤窑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清政府的大力扶持促进了西山地区煤窑个体工商户的发展，清代煤窑也从宛平的小西山扩大到宛平房山的大西山，甚至昌平和怀柔也出现了不少煤窑。其中，最重要的煤产地——门头沟的煤窑一度达到2000多个。

不仅如此，清政府还在打造百年老店、树立品牌经营上给予扶持。当时，北京的商户经过发展，出现了一大批著名商号，为京师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其中药业就有大小药铺三四百家。乾隆十八年（1753年）同仁堂因变故，经营难以维持。由于皇家需要同仁堂药房，便帮助同仁堂招商，实行认股合资经营，此后，同仁堂股份越来越多，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同仁堂股东发展到21人，股银43800两。这一股份制经营改造，使之得到了不断发展的动力，终成百年老店。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