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表列强利益的产业组织在旧中国占据了垄断地位
帝国主义的工业资本及其独资企业包括其支持下的官僚资本及企业在清朝末年和民国期间的工业发展中占统治地位，而民族资本及其企业则没有成为中国工业经济的主要产业组织形式，虽然民族企业也组成同业联营，试图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市场的垄断，但无奈列强工业资本过于强大且还有政治上的特权支撑。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最基本特征。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统治造成了中国产业的极端依附性，而且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上游。在1933年的工业（包括制造业和矿冶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工业产值不到30%，消费资料工业产值占70%以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如果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来说，生产资料工业的比重还要低些。据统计，1949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值中，生产资料产值只占18.5%，消费品产值占到81.5%。从采矿和冶炼的对比来看，采矿比重大，冶炼比重小。从矿冶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对比来看，矿冶业比重大，机器制造业的比重极小。据估算，1933年矿冶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15%，而机器制造业的产值只占0.1%。再从机器制造业中制造与修配对比来看，制造比重低，修配比重高。根据1946—1947年上海机器业同业公会会员登记表计算，在708家机器制造厂中，制造兼修配企业只占25%，专搞修配的企业高达75%。这种结构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列强掠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商品售市场的结果，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国工业企业在技术装备和原材料等方面对帝国主义的严重依赖。1933—1936年，中国的铁矿石出口量占产量的比重分别为51.37%、72.79%、79.74%和70.81%；钢铁进口量相当于产量的倍数分別为0.8、0.9、0.6和0.5。1933年铁矿石出口量为钢铁进口量的1.1倍，但钢铁进口值为铁矿石出口值的30倍；1934年至1936年这三年中上述这两种倍数之比分别为1.4倍 ∶ 27倍、2.1倍 ∶ 15倍、2倍 ∶ 18倍。抗日战争以前，机器设备的76%以及车辆船舶的80%，都依赖进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在能源、交通运输、邮电业、金融业和国内外贸易方面都居于垄断地位。抗日战争以前，帝国主义独占了煤产量的70%、发电量的76%、铁路里程的90.7%、关内外洋航运位83.8%、国内航运位的63.1%。民族资本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艰难，为了共同应对列强资本入侵，他们最终结成了同业联营。在中国近代很多行业中如棉纱、水泥、火柴、航运、糖业等内部都出现过类似的垄断组织，它是中国民族产业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生存空间、民族产业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也是构建市场竞争秩序的必然结果。
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与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很大差别，它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民族经济在和列强资本竞争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列强企业为了占有市场份额，往往借助和利用各种势力为其产品倾销服务，依仗其在中国取得的特权，压迫民族资本企业。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时期内，这种经济压迫表现得更为残酷。民族资本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团结起来，整合内部力量，弥合内部分歧，共同抵制西方列强的经济压迫，这也是中国近代同业联营结成的内在动力。尽管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业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但无论在工业部门结构、工业以及发展工业需要的基础设施和金融业、商业等方面，还是在工业地区布局方面，都存在极端的不平衡，根本没有能力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因而在发展工业的各项条件上都需要依赖帝国主义经济。
中国工业不仅极端依赖西方列强，而且还非常落后。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机器大工业产值的比重很低。抗日战争以前，机器大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占到90%左右。1949年，机器大工业也只占到17%，农业和手工业占83%。在全部工业中，机器大工业的比重也很低。据估算，1933年在全部制造业总产值中，机器大工业占27%，手工业（包括独立的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占到73%。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4年，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中，工场手工业数还占总数的79.1%，产值占总产值的28.6%。在机器大工业中，生产资料工业比重低，消费资料工业比重高，东南沿海工业比重高，内地工业比重低。这是工业落后在工业的部门结构和地区布局上的反映。在机器大工业中，机械化的程度很低，尤其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中更为突出。据1946—1947年上海机械业同业公会会员登记表计算，在708家机器工厂中，平均每个工厂有职工21人，机床10.33台，其中拥有5台以下机床的工厂占总厂数的38.28%，拥有6—10台的工厂占35.73%，拥有11—20台的工厂占16.10%，拥有21—50台的工厂占7.63%，拥有51—100台的工厂占1.98%，拥有100台以上的工厂占0.28%。这表明，在上海民族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中，实际上还是半机械化的生产。另外，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集中度也很低，并处于不断下降中。面粉业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最发达的产业之一。但即便在这样的行业中，在1878—1949年，民族资本新建的部分面粉工厂，平均每厂职工只有46.4人，钢磨6部，生产能力1143.7包。其中最高年份的1913年至1921年，平均每个工厂也只有92个工人，钢磨13部，生产能力2237.2包。在1921年以后，生产规模不断缩小。到1946—1949年，下降到了最低点，平均每厂职工为25.9人，钢磨3.8部，生产能力509.1包。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当时中国工业企业非常初级，不仅技术水平很低，而且企业的盈利与管理水平都很低。技术水平很低，一方面体现在所生产的工业品技术含量不高，另一方面是产业工人技术水平也很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条件下，进口工业品技术水平一般都比当时先进水平低得多；而国内产品技术水平又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从1912年实行专利权开始到1936年，中国登记的专利不过275件，平均每年只有11件，而且多属于日用品的新式样，至于各种机器及其制造方法等方面的专利则极为罕见。在中国工业企业中，懂得自然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很少，工人大多数都是文盲或半文盲。直到1946年（即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平均每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学生数有3人，平均每千人口中，中等学校学生数4人，平均每千人口中，小学校学生数50人。1928年至1947年高等学校毕业生也只有18.5万人，平均每年9250人。其中工科3.2万人，平均每年1600人，财经科1.9万人，平均每年950人。1931—1946年累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为54.67万人，平均每年27335人。
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工业资本都具有垄断资本主义性质。他们依靠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中国工业进步的动因消失。在谈到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最发达的纺纱业情况时，陈真写道，“纺纱无定支”“用棉无规则”“技术少专家”“工人无训练”“设备不完全”“物料不考究”“用人无定额”。在官僚资本主义的工厂中，官僚作风严重，企业经营管理极为腐败。“综观各方对于公营事业的批评，似乎不外效率太低，服务不周，组织大，浪费太多诸大端”。经济效益很差，劳动生产率低；生产成本高，盈利率低。“袒护私人，排斥异己，敷衍上官，营私舞弊，无一不足以严重降低生产效率”。
从直接的生产过程来看，中国工业中的西方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剥削非常之高集中地表现在剩余价值率居高不下上面。据估算，中国工业资本的剩余价值率，1933年为260%，1936年上升到280%，1946年有所下降，仍然高达180%。尽管美国工业劳动生产率比中国高得多，但1947年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为146%，比中国低得多。然而外国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官僚资本攫取的剩余价值率还要高得多。根据对抗日战争前后外国资本经营40多个企业（包括煤矿、电力和纺织工业等）的计算，它们的剩余价值率平均高达300%—400%。根据对抗日战争胜利后官僚资本经营的5个企业（包括纺织、造纸和烟草公司等）的计算，剩余价值率最低的也有316%，最高的达到1734%。中国工业剩余价值率高，固然同劳动日长、劳动强度大和劳动条件差等因素有关系，也与劳动力价值低、工资低直接相关。中国资本价值构成高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1933年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为98.4∶1.6；1946年仍然为97.5∶2.5。在1933年的工业生产成本中，生产工具折旧费占4%，原料、燃料等费用占了87%，工资仅占9%。另外，国民党反动统治者长期实行通胀政策，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的12年间，伪法币发行量增长了1445.65倍，物价指数上升了368076.92亿倍22。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以马克为计算单位的物价总指数，比战前上升了12616亿倍。而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的上述期间内，物价指数的上升倍数等于当时德国的29.17倍。国民党反动政府推行的恶性通胀政策，在军事上是为了支持旨在挽救它的垂危统治的反革命内战，在经济上则是为了对中国人民进行空前未有的掠夺。据计算，官僚资本通过滥发纸币，从中国人民身上搜刮大约150亿银元的巨额财富。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接着发动了全面的反革命内战并进一步推行恶性通胀政策，物价如脱缰之马，一日数长。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总结的：“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二、加速民族解放的产业组织在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业逐步发展壮大。新民主主义工业的发展，是以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作为前提的。同时，又首先服务于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需要，包括满足革命根据地人民生活需要。也正是这个根本点决定了新民主主义工业的发展首先具有民族解放的显著特点，不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工业首先解决的是军需供应问题，包括武器、弹药等军工和军队给养等重要物资。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工业主要是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发展起来的。因此，手工业占了主要地位，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大中城市的解放，机器大工业才占到重要地位。就经济成分看，尽管国营工业居于领导地位，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到解放战争快结束时，随着官僚资本的被没收，国营工业才慢慢占主要地位，合作社工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比重不大。民族工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所占比重也很小。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其比重才有明显上升。在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个体手工业和作为个体农民家庭副业的手工业在比重上才占了显著优势。据不完全统计，1934年3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规模大的国营工厂就发展到33个，有2000多工人。主要是军需工业，也有一部分民用工业，包括兵工、被服、制鞋、印刷、制币、纺织、缝纫、制毯、制药、制糖、造纸、炼铁和农具厂等，这些企业的组织形式主要是手工工场。1934年2月，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76个，有社员32726人，股金58552元。合作社生产的产品主要是民用，有几十个品种，采煤、铁矿石、炼铁、炼钢、农具、造船、渔具、石灰、砖瓦、陶器、瓷器、木器、篾器、纺织、缝纫、熬盐、榨油等。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加上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私营工业企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抗日战争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发展到101个，职工6354人，分别比1937年増长了30多倍和20倍。公营工业行业众多，但大部分还是手工工场，机器工业所占比例很小。合作社经营的小工厂235家，比1937年増长了4倍多。私营工厂包括纺织工、造纸工、炭工和盐工在内，共有4258职工。私人小手工业作坊，仅就三边、陇东、绥德三地统计，共有1425家，工人和学徒一起共有3000多人，全边区在5000人左右。以上各项合计，全边区工厂和作坊工人应该在16000人以上。此外，全边区还有从事家庭手工业的纺织女工合计26万人左右。这些家庭纺织业绝大部分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工业仍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1948年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 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社论中，毛泽东主席强调了解放区企业的三种组织形式并对它们的性质、地位与作用都做了具体阐述，在解放区的公营企业与合作社经营的企业中，企业的主人是解放了的人民组织起来的政权与合作社，因而在这些企业中的工人，本身就是企业的主人。在解放区的私营企业中，工人有两重地位，一是被剥削者的地位，“劳方”的地位；一是社会主人翁的地位，国家政权的领导者的地位。因为是被剥削者，工人在自己的日常利益上与私人资本家有矛盾；但因为又是社会的主人翁，国家政权的领导者，工人便应该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忍受一定限度的剥削，使这些私人企业能够进行生产，并适当地发展生产，以繁荣解放区的经济，支援前线的胜利，并使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因生产力的大大提高，而逐步地有依据地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方向去。振兴工业是争取战争胜利的最首要的任务，也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最首要的任务。
解放战争时期，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建立了国营机器大工业。据统计，1949年国家没收2858家工业企业，拥有75万产业工人，国营工业产值占全国大工业产值的41.3%。加上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得以贯彻执行，加速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恢复进程。东北、河北和山东等地的一些城市解放比较早，这些地方工业的恢复情况可以表明这一点。据统计，1948年2月，哈尔滨市登记开业的12092私营工业企业中，获利的占62%，收支相抵的占30%，亏损的占8%。石家庄私营工业由1947年解放时的700多家增加到1948年的1700多家。山东几个主要城市（青岛除外）原有私营轻工业厂2906家，到1949年上半年，有2892家都复工生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业发展对实现民族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陕甘宁边区存在的时间长，又相对稳定。因此，其工业发展所起的作用表现得比较充分。大力发展边区工业，不仅实现了工业品基本自给自给，满足了军需民用；而且稳定了边区的财政、金融与物价。尤其是公营工业的发展，大大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支出；减少了来自敌占区商品输入，增加了革命根据地商品的输出，有利于实现贸易收支平衡；增加了市场供应，有利于抑制市场物价上涨，提高全体军民的生活水平。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制度和发展工业生产的经验，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和制度，培养了管理工业的干部。这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工业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工业生产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解放战争时期，不仅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促进了机器大工业的恢复，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还积累了管理机器大工业的经验，对于从物质上保证解放战争的需要起了重要的作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工业发展是与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纲领和方针直接相关的。重要的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顺、劳资两利”“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力更生”“工业的进行需要有适当的计划”“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等。这些纲领和方针分别在三个阶段提出，但其基本精神对发展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都是有用的；它们并不都是专门对发展工业而言的，但许多方面对工业也是有效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工业的发展，就是在这些纲领和方针的指导下取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工业的发展与国营工业企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与管理以及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管理国营工业企业的有益经验，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国营企业与政府以及主管部门的关系。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工业的发展，曾经由于某种无政府状态而招致了严重的浪费。针对这种情况，当时提出要加强工业的计划性。解放区曾经对工业企业实行多头的、分散的领导，实践证明，这是不利于工业发展的，于是提出对工业企业要实行一元的、集中的领导，即一个企业由政府的一个主管部门领导，还要处理好政府主管机关与所属企业的财务关系。其他还有很多根据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条件提出的管理国营工业的各项内容，总体不一定很完备，在实践中也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业建设也有重要的意义。
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长期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实践中，我党积累了组织和管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并形成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暂行条例或标准章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依据各个革命根据地多年办社经验，于1933年9月10日颁发了《生产合作社的标准章程》。1939年，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依据各个解放区办社经验，颁发了《各抗日根据地合作社暂行条例示范草案》。1948年6月华北工商会议又制定了《合作社暂行条例草案》。由于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具体情况不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虽然三个阶段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暂行条例（或示范章程）在内容上是有区别的，但其来自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发展，并对新中国成立后个体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毛泽东主席在土地革命时期提出，并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一直坚持的一项重要经济纲领。土地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路线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尖锐的反复的斗争。这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曾经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强烈批判：“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毛泽东主席在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经验的基础上，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又一次强调：“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两个重要的新情况：一是全国城市要解放；二是农村广大地区要进行土地改革。这样，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作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提出来。中国共产党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政策是促进资本主义工业恢复的重要因素，并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制定和贯彻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的政策积累了经验。
自近代以来，所有外国侵略势力，总是同国内的腐朽势力相结合，阻止历史前进，破坏生产力发展。在1840—1949年将近一百年里，包括外国在华企业在内，中国几种主要工业品的最高年产量是：钢92万吨，煤6187.5万吨，棉纱244.7万吨，棉布4500.8万匹。新中国成立前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和世界主要国家同期相比，中国的年产量相当于外国年产量的比率是：电力相当于美国的1/35、英国的1/6、日本的1/6；煤炭相当于美国的1/9、英国的1/3，与日本略同；钢相当于美国的1/87、英国的1/14、日本的1/8。这是一二百年形成的差距，“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近现代世界的逻辑41。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毛泽东主席得出结论，必须发展现代工业，完成自己的工业化。他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他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42。而实现国家工业化，首要的前提是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他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5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18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
三、新中国建立起公有制占主导的单一产业组织形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近百年来备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凌辱和盘剥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真正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为中国人民实现梦寐以求的工业化理想，创设了最基本的政治前提。伴随各个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的解放和接收工作的进行，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本，被陆续收归人民的国家所有，迅速建立了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强大的国营经济，成为重新启动国家工业化的重要经济前提。此后三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内政、外交方面继续作出巨大努力，进行了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和一系列民主改革运动，在稳定和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的同时，为经济建设多方面进行准备。从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重新启动了中国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的工业化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重新启动的，中国的工业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工业化，不可能采取英美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对此，毛泽东主席说得很清楚，“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即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报告还强调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意义，确定了国营工业、私营工业和手工业等主要生产方式。依据报告，工业在过渡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工业，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制度，恢复和发展国有工业的生产建设；恢复、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在恢复、发展工业和其他社会生产的基础上，改善职工的生活。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所有制工业企业、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私营工业企业、个体手工业等五种经济类型工业产值的绝对额都有了大幅度的上升。但它们各自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却有了不同的变化。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所有制工业和集体所有制工业由1949年的31.2%上升到1952年的44.8%；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工业由1.6%上升到4%，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由48.7%下降到30.6%，个体手工业由23%下降到20.6%45。到“一五”结束时社会主义性质的或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在全部工业中占了主要地位。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952年的41.5%上升到1957年的53.8%，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的比重由3.3%上升到19%，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工业产值的比重由4%上升到26.3%，资本主义私营工业产值的比重由30.6%下降到0.1%，个体工业产值的比重由20.6%下降到0.8%46。到1957年，社会主义的或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工业产值的比重占到99.1%，而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工业产值比重只占0.9%47。1958年开始的工业领域的“大跃进”中，各地的“小土群”“小洋群”“五小”企业发展迅速，主要是为全面配合完成中央钢产量指标而进行的产业组织创新，只是这种创新并没有真正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1964年6月，周恩来主持讨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试办托拉斯的报告草稿并做了重要指示。同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托拉斯性质的工业公司，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集中统一管理的经济组织，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和计划单位。这种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是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而不是用行政办法来管理工业、交通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是按照经济原则实行科学的、高效率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一种组织形式；是按照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统一规划和合理组织生产、建设，逐步形成专业化生产、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的生产体系的一种组织形式；是按照生产、流通的客观规律，使产、供密切结合起来的一种组织形式。这次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实行工业改组，采用托拉斯的组织形式改革工业管理体制，尽管是初步的尝试，在处理部门和地方的关系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总的效果是好的。从试办的情况来看，托拉斯可以克服多头领导、分散经营的缺点，从而有利于在一个行业内集中调度人力、物力、财力，使之发挥更大的经济效果；有利于按照全国战略布局要求，按照专业化生产和综合利用资源的原则，对全行业的厂矿企业进行合理的调整和组织生产；有利于把科学研究和生产结合起来，统一组织全行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更快地采用新技术，发展新产品，促进产品的标准化、系列化；有利于厂矿企业精简机构和管理人员，有利于减少经营业务工作负担，集中精力管好生产；有的托拉斯把产品销售或者原料供应统一经营以后，有利于以生产为中心，把产、供更紧密地结合起来。1957—1979年，国家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分别从4.96万个和11.99万个增加到8.38万个和27.12万个，工业总产值从378.5亿元和134.0亿元分别增长到3673.6亿元和1007.7亿元。
四、改革开放以后加快发展走向复兴的产业组织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贯彻执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1979—1984年中国工业获得了巨大发展。这一时期，以放权让利与简政放权为中心的国有企业改革揭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以公有制为主导的产业组织形态被打破。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1978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产值分別占76.3%和22.37%，个体工业和以三资工业为主体的其他经济类型工业的产值比重均为0。到1984年，国有工业比重下降到69.1%，集体工业比重上升到29.71%，个体工业和其他经济类型工业比重分别上升到0.19%和1.01%。这期间集体工业特别是农村乡镇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异军突起。1984年工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加了3380.5亿元。国有工业占58.4%，非国营工业占41.6%，其中，乡镇工业（包括乡镇集体工业和非集体工业）占25.3%。企业改革开始迈出重要步伐，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起步。1984—1992年，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进一步发展。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69.1%下降到51.52%，集体工业由29.71%上升到35.07%，个体工业由0.19%上升到5.8%，主要由“三资”企业组成的其他经济类型工业由1.01%上升到7.61%。到2001年末，全国共有乡镇企业2156万家，为1990年的115%；从业人员13086人，为1990年的141%；该年实现增加值29356亿元，占全国GDP的30.6%。伴随着中央所控制资源逐渐向民间开放，私营企业逐渐发展起来。1988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1999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则明确指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01年底，个体私营企业达2048万家，占全部企业的96.8%，该年实现增加值20238亿元，净利润4337亿元，实缴税金1335亿元，占全部企业比重分别为68.9%、72.3%和57.8%。随着公有制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逐渐退出，让位于非公经济，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领域应仅限于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因此，在大部分竞争性领域，企业间的竞争不断整合，垄断竞争的组织形态逐渐形成。随着改革的深入，由公有制企业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垄断市场，到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公企业得到发展并在竞争中达到动态均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逐步推行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方针，经过近22年的发展，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2000年，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的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占47.3%，集体企业占13.8%，私营企业占2.1%，“三资企业”占27.3%，混合所有制企业（包括股份制）占11.8%。同时，现代企业制度、宏观调控体制和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党首次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界定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含义及其实现形式。在确定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同时，提出要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加强和改善国有企业管理。确定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定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2011年，中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迈出重要步伐。国有经济推进了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特征的经济改革；继续推进非公有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发展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就规模以上工业来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占比由2000年的50.2%下降到2011年的27.2%，私营企业占比由5.7%上升到29.0%，外资企业的占比由26.8%下降到25.7%。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4516.1亿元，比上年增长4.1%（按可比口径计算）。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4860.8亿元，比上年下降2.9%；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445.3亿元，增长3.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8234.1亿元，增长7.0%；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0261.8亿元，增长3.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由主要管企业到主要管资本为特征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开始试点。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矢志不渝，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解放区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一边领导武装斗争，一边积极发展生产，实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产业组织发展格局，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49年，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切政治经济特权。没收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掌握国民经济命脉；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个体手工业，集中力量建设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自力更生，创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打败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保卫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以公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或者称之为垄断地位）的产业组织形态，主要包括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也正是这种占领导地位的公有制，使得中国按照重工业化赶超战略制定产业组织政策，加快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扎实的工业基础，奠定了中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思想，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建设成就。为激励微观主体的积极性，以公有制为主导的产业组织形态被打破，催生了不同于传统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种产业组织形态。产业组织形态由公有制占主导的单一的所有制企业的垄断，发展到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与私营企业等非公企业共同发展并在竞争中达到动态均衡。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新时代彻底消除了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与数字经济的兴起，还将会形成新的产业组织形态，进而实现中国经济运行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中国百年产业组织变迁历史，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对中国人的欺压，摧毁了人吃人的旧世界，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激发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满腔热情和热切行动。通过不断地摸索、不断地改革，中国实现了产业组织形态的创新与发展，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未来将加快促进中国高质量发展，早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