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领导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百年发展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以服务军需为目的的军械修理所和兵工厂，形成了党领导下的早期装备制造业。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已经建立起了具有较大规模、较为完整的装备制造业生产体系，其后又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后四十多年的发展。回溯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装备制造业几乎从零起步，发展成为目前世界规模最大、体系最为完整的装备制造行业，其发展成就无疑是巨大的。装备制造业自身不仅基本实现了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提出的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的设想，而且发挥了强有力支持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的装备制造业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装备制造业最早形成于各个革命根据地。这一时期，生产活动主要围绕并服务于革命战争，“在战争条件下农村根据地的公营工业，主要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自给性的军需工业”。（1）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为了修理武器开办小型兵工厂，这是根据地最早的装备制造业。除了兵工厂以外，还有通讯材料厂，主要任务是修理无线电台收发报机和电话机。“1930年到1933年，各根据地将前期建立起来的一些分散、流动的兵器生产点、小兵工厂和修械所，适当集中调整，组建了一批较大的兵工厂。”[2]中央军委于1931年10月在兴国县建立的中央红军官田兵工厂，全盛时期职工达到千余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装备制造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38年2月，沈鸿带领7名青年工人携带机器和两箱科技图书到达延安，创建了延安第一座机器厂，造出不少机器，改变了军工生产面貌。“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已有120多个公营厂，其中军工局一厂（机器厂）为二厂（造枪厂）和无烟药厂制造了机器设备，还为沿岸各厂及前方120师制造了部分机器。”[3]

尽管装备制造业并不是当时根据地经济的重点发展部门，但中国共产党已经深刻认识到国家工业化以及发展机器大工业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44年8月致信时任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彦时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4]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任务，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的思想基础。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装备制造业

新中国成立之时，还没有独立的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工业所需的机器设备依赖进口，只有沿海、沿江有少数以修配进口机器设备为主的机械修造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装备制造业迅速发展壮大，到1978年已经建成了较为完整的装备制造业生产体系，内陆地区也形成了较好的发展基础。

（1）国家重点投资推动装备制造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

“一五”时期，装备制造业进行了大量建设，建立起重型矿山设备、发电设备、炼油化工设备、新式机床、汽车、拖拉机等一批新的机械装备制造行业。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机械装备制造业都是国民经济中发展较快的行业，1952年，机械装备制造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为11.40%，1958年超过食品、纺织行业成为产值最大的工业行业，到1978年，其占全部工业的比重达到27.3%。[5]如果再加上电子、军工等其他装备制造行业，装备制造业已经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制造业部门。

（2）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装备制造业生产体系。

这一时期，发展装备制造业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不断增加新产品，加强“缺门短线”产品的生产能力。“一五”时期主要是通过老厂改造和大量新建企业，从修配性工业发展成了现代化大生产的正规制造业。例如，在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机械、航空、电子、兵器、航天、船舶等装备制造领域工程占很大比重。“二五”时期和接下来的三年调整时期，开始由一般普通产品向大型、精密产品和成套设备过渡，一批初步建立起来的短线行业，如石油机械、化工机械、精密机床、工程机械、仪器仪表和军工配套设备等得到了加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门类比较齐全的装备制造业生产体系。

（3）建成一批各具特色的装备制造基地。

经过“一五”计划的重点建设以及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不仅“华东、东北、华北地区的装备制造业有很大发展，而且形成了西南、西北、中南的载重汽车、发电和输变电设备、石油机械、精密机床、仪器仪表等几个各具特色的新的制造基地。”[6]其中，第二重型机器厂、四川三大动力设备（汽轮机、发电机、锅炉）制造厂、第二汽车制造厂、贵州和甘肃的低压电器厂、西北和西南的机床工具厂等骨干企业，都是在这一时期建成的。

（4）自力更生研制生产大型成套装备。

大型成套装备的研制始于“一五”时期；“二五”时期和接下来的三年调整时期是计划经济年代重大装备发展最好的时期，2台万吨级自由锻造水压机、马鞍山车轮轮箍成套设备、“九套大型成套设备”、攀枝花钢铁公司成套设备等都在此期间生产或开始研制；即使在“文革”10年间，装备制造业也在若干领域取得了进展，如“九套大型成套设备”的最终完成和为第二汽车制造厂提供冷加工成套设备等。其中，“九套大型成套设备”是用于研制生产航空、导弹、原子能、电子工业所急需新型材料的特大锻压、轧制设备，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使中国重型机械发展进入了自行设计制造高效、大型、精密、尖端成套设备的新阶段，同时也带动各辅机、电气、仪表制造业同步发展了许多新产品。[7]

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中国装备制造业

装备制造行业作为中国最大的制造业部门，在改革和开放中走在了前列。一方面，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释放了计划经济下被压抑的各类消费需求，发挥了促进产业增长的作用；另一方面，改革也在新旧体制交替中引发了摩擦和不适应，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滞后、政府职能转变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等情况的出现，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行业经济效益下滑的重要原因。开放则通过吸收外资引进了资金、技术，也带来了内外资之间的竞争加剧，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全方位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推动了21世纪最初10年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高速增长。

（1）波动中实现了产业快速增长。

这一时期有两个高速增长的阶段：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在当时的行业主管部门推动下，通过自上而下的生产结构调整、产供销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装备制造企业提高了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以及技术水平和组织管理水平。装备制造业是改革力度相对较大的行业，这一时期改革的红利效应大于新旧体制的摩擦效应，买方市场尚未形成，行业发展整体呈现出效益与规模双增长的良好态势。另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是21世纪的前10年，以机械装备制造业为例，其增加值增速高于同期全部工业行业平均水平。装备制造业的产业规模、经济效益和国际国内市场占有率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这一时期中国完成了从世界装备大国之一到世界第一装备大国的地位转换；产业高增长带动了结构升级，产业结构调整明显提速，不仅一些领域的高端产品比重持续提高，而且一直是行业“短板”的关键基础零部件和关键材料的突破性创新也开始不断涌现；在国际国内市场上，中国大型机械装备企业迅速崛起，在竞争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2）形成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格局。

1978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中仅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1982年装备制造业首家合资企业组建，但一直到1992年以后，装备制造业中包括“三资”和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国有企业才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从主营业务收入在行业中占比看，2000年装备制造业的国有经济比重已经大幅低于全部工业的平均水平，到2012年进一步下降到17.95%，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成为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格局。

（3）国际竞争力快速提升，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

贸易与投资是参与国际分工的基本方式，除了吸引外商投资以外，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通过贸易的方式加入国际分工的程度也不断加深。1985年中国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额还仅占全球的0.08%，到2009年已上升到全球第一位，占比达到14.07%，2012年进一步上升到16.67%，大幅超过德国、美国和日本。

（4）重大装备研制开发能力大幅提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30万千瓦及60万千瓦大型火电机组、千万吨级大型露天矿、宝钢二期工程设备（合作生产）等12项重大技术装备为代表，装备制造业在引进技术基础上发展大型成套设备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时期大型成套设备的发展，得益于国家统筹安排和行业主管部门的组织协调。21世纪以来，我国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契机，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迎来了重大装备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期。短短几年之内，一些领域内重大装备的自主设计制造能力即达到甚至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

4.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装备制造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国际环境也较前期出现了阶段性变化。一方面，国际经济在波动中一直没有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贸易摩擦加剧，全球产业分工出现停滞和回退；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化进程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对装备产品的需求增速明显下降，需求结构加速升级。这一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尽管增速下降，但加快了转型升级的步伐。

（1）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从“十二五”开局的2011年开始，中国装备制造业高速增长的势头出现了转折，与“十一五”时期相比，增速有了较大幅度回落，但与其他制造业行业相比仍保持了较快增长。即使在新冠疫情影响严重的2020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仍保持了6.6%的同比增速，远高于制造业（3.4%）和工业（2.8%）的增速。这一时期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以转型升级、结构调整为主基调。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装备制造行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占比提高；适应消费升级、智能化、绿色环保等需求的分行业实现了更快增长，如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食品包装机械、仪器仪表、环保机械等；服务型制造、绿色制造加快发展，智能制造已在部分领域开始起步。

（2）优势产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我国已经在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工程机械、重型机械等多个细分行业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轨道交通装备、通信装备、电力装备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群体，高铁、海洋工程装备、核电装备、卫星等更是成体系走出国门，装备制造业成为我国新的出口优势产业。”[8]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核电产业正在成为高速铁路之后最具影响力的“走出去”项目。

（3）重大装备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

高档数控机床、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等高端装备和智能装备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解决了我国部分高端装备缺失问题。发电和输配电领域，大型发电成套装备、特高压输变电成套装备、智能电网成套装备等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数控机床领域，已有38种主机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档数控系统国内市场占有率从10%提高到25%，高档数控系统国内市场占有率由不足1%提高至5%以上；轨道交通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动车机组，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世界名片。[9]

（4）产业基础能力稳步提升。

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简称“四基”），决定着装备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也是中国装备制造业长期以来的“短板”所在。在工业强基工程的大力推动下，2013年以来，中国以工业强基示范项目为抓手，解决了一批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先进基础工艺的“卡脖子”问题，涉及高铁列车、超超临界发电设备等重大装备，以及高标准轴承、高端航空紧固件等长期依赖进口的高端基础零部件。

    二、党领导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高度重视装备制造业发展，不仅源于根据地武装斗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站稳脚跟”的需要，更在于充分认识到装备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总装备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关键影响。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脊梁，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还有许多短板，要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加快发展，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业大国。”[10]在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紧密围绕国家工业化目标和工业化战略发展装备制造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当时经济基础和国内外形势，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发展独立、自主、现代化的工业体系的工业化目标，以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最初设想的工业化的基本特征，是工业在国民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经济发展目标，则由单纯实现工业化，逐步发展为实现包括工业现代化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四个现代化”。

装备制造业不仅是重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建立独立、自主、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党和政府在各个历史阶段，确定当时发展装备制造业的主要任务时，都是紧密围绕国家工业化目标和当时的工业化战略。计划经济时代，装备制造业主要服务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初期，为调整严重失调的农轻重比例，实行了一段时间的轻工业优先发展战略，[11]为此，当时的一机部提出“六个转变”“五个面向”的方针，要求装备制造企业扩大服务领域，生产结构从主要为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农业、轻工业、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需要服务；21世纪初期，面对日益紧迫的尽快提升自主装备国内市场占有率的要求，以《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为代表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发布实施，提出以“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作为重点，加大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实现关键领域的重大突破”。

2.高度重视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可控”和产业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就高度重视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按照产品用途设置了8个机械工业部，通过投资项目倾斜、制定重点产品生产计划等手段促进行业更快发展。1959年的一份文件里提到，“我国的机械制造工业，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由国外进口主机、国内配套，开始转变为主要由自己成套地制造主机和辅机”。[12]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中央对装备制造业的要求就是：做到“品种第一，规格第一，质量第一，设备成龙配套”。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装备制造业就已经建成了产业门类比较齐全、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装备制造业在丰富产品品种，提升产业实力和技术水平、成套水平、基础能力方面不断推进，目前已经建立起了独立完整且具有较强自主可控和较高现代化水平的产业体系。“自主可控”与“产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之一是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尽管也走过弯路，但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之后，都在当时的经济运行体制下加大资源倾斜力度推动发展，目前中国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已经从最初的填补国内空白，发展到在更多的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另一个重要抓手是“工业强基”。产品质量不稳定、配套零部件可靠性不高是中国装备制造业长期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装备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重要表现。2015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首次提出“工业强基”，并将其列为五大工程之一，强有力地推动了一些重要领域的“四基”实现突破性进展。

3.结合制度环境和产业发展阶段有效发挥政府作用

历史经验表明，政府行政干预和集中组织推动技术赶超具有边界条件，[13]凡是装备制造业发展较好的时期，都是政府作用与当时的制度环境及产业发展情况相契合，找准了政府作用的着力点。装备制造业具有产业链条长、上下游联系紧密的特点，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关键部件、基础材料和基础工艺等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时期行业发展的短板，因此，不同主体之间的紧密协调、共同努力极其重要。

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主要做法，就是设立行业主管部门之上的更高层级的统筹协调机构。例如，1959年为“使成套设备的制造、供应和安装之间的安排，紧密结合，一一落实”，在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领导之下，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机械工业部、商业部和工业交通各部共同成立了设备成套办公室，具体组织这项工作的实现。20世纪80年代，为研制12套重大装备，国家设立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1983年），对主辅配工程从科技开发到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都作了系统安排和长期稳定部署，并且在政策支持、资金投入、人才配置等方面进行了配套支持。

21世纪以来，我国不断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政府作用的做法，在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创新发展和推广应用、工业强基方面，出台了一系列规划和政策措施，如组织实施重大专项、制定和实施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支持工业强基示范项目、支持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等。

4.促进形成公平竞争、开放的产业环境

改革开放40多年，原有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部门制定计划、国有企业执行计划的经济运行方式被打破，形成了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多主体，与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多空间的竞争格局。历史经验表明，尽管改革开放带来了体制转换的阵痛和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的效益下滑，以及进口产品的严重冲击与跨国公司收购国有骨干企业控制产业链重要环节的威胁，但是，竞争、开放的产业环境更多地还是激发了经济主体内在的活力，扩大了先进生产要素的来源，进而提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促使中国装备制造企业优胜劣汰，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和“由大变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环境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发力，改革推进的不均衡，要求将强化竞争政策的重点放在促进公平竞争，同时持续推进对外开放，为装备制造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开放还表现在党和政府鼓励并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际装备制造领域发挥更大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就承担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任务，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承建援外成套项目。21世纪以来，随着行业自主研发能力持续提高，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加快了“走出去”步伐。21世纪初期，一批骨干企业开展的海外并购，还是以获得国际品牌、技术开发资源、国际市场的销售网络渠道以及有效的经营管理体系为目的；其后开始有更多企业在境外投资建厂，开办研发机构。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装备制造业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由国机集团主导建设的中白工业园、特变电工建设的绿色能源产业园（在印度）等，带动了整体产业链“走出去”，一批企业从单一产品的输出转向成套设备、资本、技术和服务的输出。

5.坚持以创新驱动产业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装备制造业几乎都是处于“追赶者”的角色位置，近几年才从原来的“跟跑”为主的状态，变成了“跟跑”“并跑”“领跑”并行。在长期技术追赶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强调自力更生与技术引进相结合，从根本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14]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当时的创新是建立在自力更生和技术引进相结合的基础上。从新中国成立到1960年，中国主要从苏联引进技术；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西方国家进口关键和成套设备，包括杭州汽轮机厂、沈阳鼓风机厂、南京汽轮机厂、哈尔滨轴承厂等项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其后开始大量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有目的、有重点、各方面配套，是这一时期通过技术引进带动产业创新的经验之一。21世纪以来，中国装备制造业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利用国内大市场与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相结合、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在一些领域实现了“并跑”甚至“领跑”，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成为这一时期促进产业创新的主要途径。

三、新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挑战与机遇

中国目前正迈进“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一方面，中国装备制造业“大而不强”的“老问题”，与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挑战”交织在一起，将导致产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已经奠定了坚实基础，形成了充分的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各方面条件，新技术的发展、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也为中国装备制造业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遇。

1.装备制造业“大而不强”的“老问题”

“大而不强”的问题早在20年前就已经被提出，这是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最大的“老问题”，是产业发展中不断努力但尚未根本性解决的问题。[15]其表现为产品结构低度化与需求结构高度化、主机生产与关键零部件供给、生产能力与精细化制造、生产制造与服务化发展等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产业基础[16]与核心技术存在“短板”。

产业基础首先表现在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装备等方面。这些领域一直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短板”，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实施工业强基工程，装备制造业突破了一批关键零部件技术，部分基础制造装备取得重要进展，但总体看在许多分行业仍然存在具备主机生产能力但关键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受制于人、依赖进口的情况。

产业基础薄弱突出体现在机床和仪器仪表两个基础性行业。机床是“生产机器的机器”，是最基础的制造装备，仪器仪表行业生产实验、检验、测量等设备，这两个行业为装备制造业提供产业基础能力。以机床为例，与装备制造业整体表现为多年高贸易顺差相反，无论是机床整机，还是数控装置、机床零部件、机床夹具附件，至今都保持着巨额的贸易逆差，尤其是其中的金属切削机床，国内市场还有40%缺口，表明这一行业在经过前期高速增长之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产业基础薄弱还表现在基础工业软件，以及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服务，标准化建设等产业软实力方面。产业软实力的形成需要产业链上下游不同主体之间的协作，包括第三方机构、行业协会等，涉及产业发展环境的建设，无法一蹴而就。

2.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挑战”

（1）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一是“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经济陷入低迷已经超过十年，全球生产网络中国家之间的利益格局变化，导致一些国家开始实施“逆全球化”政策，在国际间对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流动设置各种显性及隐性障碍。二是疫情防控常态化。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在国内很快得到了控制，但至今全球疫情仍然在蔓延。疫情初期即对全球经贸往来、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严重冲击，疫情防控常态化更将通过微观企业生产、投资、贸易及供应链调整在宏观上形成结构性的趋势转变。

（2）传统需求增长乏力。

新发展阶段面临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传统上拉动装备制造业增长的出口需求，以及国内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出现了增速的大幅下降。从出口需求看，全球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近些年增长十分缓慢，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出口额最大的国家，但出口交货值占销售产值比重一再下降。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装备制造业中产业规模最大、同时也是出口比重最高的行业，出口交货值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从2012年的60.6%下降到2020年的48.4%。[17]其他机械类装备制造行业的出口占产出的比重远低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大部分行业均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从国内投资需求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对装备制造业的影响最为直接。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012年已经从高位回落到20.3%，此后持续下降，到2020年仅为2.9%，其中，与装备制造业密切相关的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投资的增速更低。因此，过去高增长时期以强劲的需求总量拉动装备制造业增长的状况难以再现。

（3）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凸显。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以及摩擦不断的国际经贸关系，凸显了基于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18]进口核心零部件供应受到疫情影响，核心零部件涨价带动终端涨价等情况的出现，迫使企业考虑是否将供应链向国内收缩，或者由单纯考虑效率的单一产业链，转化为兼顾效率与安全的多元的分散化的产业链。对于中国装备制造业而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主要来自以下两方面：一是产业链上存在短板，导致存在对于进口关键装备或者关键中间品的依赖。这些短板所在有些可以归于产业基础薄弱问题，有些是我们尚未企及的产业技术前沿。二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问题，即国内具备生产能力，但是出于效率的考虑而采用了国际供应商。这涉及如何充分发挥国内大市场优势，打通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通过提高产业链紧密程度提高产业链整体水平和安全性。

3.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带来的“新机遇”

（1）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国内市场消费升级创造装备制造业“新需求”。

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一万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有更强的实力实施各项重大国家发展战略，构建完整内需体系。首先，是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带动作用。近年来国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这些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必将带动高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工业转型升级，形成对相关装备的需求。其次，中国已经形成世界最大最齐全的工业品生产能力和产业配套体系，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这是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得天独厚的基础和依托。目前，中国国内已经形成了拥有强大购买力的内需市场，消费升级以及新的消费增长点都将带动相应设备投资需求的增长，例如农产品加工设备、包装设备、自动化仪器与设备、环保装备、轨道交通设备、新能源汽车、医疗设备、工业机器人等。

（2）“一带一路”合作深入发展提升企业国际化能力。

与传统全球化不同，“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国际合作机制，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创造投资机会、实现市场对接来动员更多资源，释放增长动力，让更多国家和地区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装备制造企业深入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合作园区建设，带动了整体产业链“走出去”。随着“一带一路”合作的纵深化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开放、共享的合作机制日益替代传统全球化为更多的国家所认同和参与，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将面临更多更广的合作领域和合作机会，其意义不仅仅是对外市场的扩大，更是通过国际合作提升能力、学习借鉴国外的前沿和新兴技术、促进自身转型升级的重大契机。

（3）信息技术发展催生“新制造”模式。

信息技术的发展是时代为中国装备制造业提供的一个难得的“弯道超车”机遇。中国装备制造业“大而不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产业技术经济基本特征决定了这个行业赶超的难度。从产业基础看，“四基”的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工艺和技术基础，每一个领域都需要长期积累和协作攻关；从工厂流程看，设计、工艺验证、工程交付，以及用户使用中的现场管理、绩效管理等，也需要企业各方面的能力和经验的长期积累。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全球的装备制造企业在数字化融入、改造方面都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多年积累的经验惯性甚至有可能成为转型的掣肘。中国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弯道超车”提供了机遇。一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将以“互联网+”的方式改造制造业的生产过程、营销过程，重构供应链，这已在装备制造业许多领域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对传统制造业的根本性颠覆则是价值创造模式的改变，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成为“新制造”。“服务化”不再是为了更好地销售产品而延伸制造业产业链，“服务”成为制造业生产的目的。信息技术的深度发展和应用，将突破成本的束缚，迅速扩大企业提供服务的领域，不仅改变大企业还将改变更多的中小企业，不仅涉及大型、高端装备还将波及更多一般产品甚至面向消费的产品。

四、新发展阶段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使命与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理解党领导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坚定走工业化道路的根本动力；装备制造业是加快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装备制造业水平，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要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一定要有强大的装备制造业。”[19]当前，党领导中国人民迈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对继续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提出了新的任务：“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更加全面更可持续的发展，以新发展格局开创新时代的发展空间，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工业化的更高形态”。[20]因此，推进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就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体现，同时，面对新挑战新机遇，党的初心使命也对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

1.肩负起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使命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国家工业化的战略目标转变为建设更高形态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装备制造业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仍然是最重要的基础支撑，也因此被赋予了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使命。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可以概括为需要实现三个层次转变：竞争优势由低成本竞争优势向质量效益竞争优势转变，产品结构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转变，经济效益由高成本、低效益向低成本、高效益方向转变。其中，竞争优势来源转变是产品结构转变和经济效益转变的集中体现。

竞争优势由低成本竞争优势向质量效益竞争优势转变，一要靠面向新发展阶段的创新，二要靠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两者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前者反映了对产业内在能力提升的要求，后者是对外部环境变化、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积极应对和响应。此外，必须坚持不能放弃的就是，发挥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的作用。

面向新发展阶段装备制造业的创新，重点是“硬”能力的提升和“软”能力的构建。一方面，要通过强基础、补短板、攻高端，提升以技术水平为支撑的产业“硬”能力。“硬”能力区别于商业模式创新、服务、配套支持等“软”能力，需要长期研发投入、持续积累，具有极高技术门槛和技术壁垒，也是中国装备制造业提质增效、“由大变强”的根本支撑。另一方面，要以更快的市场响应速度、更及时优质的服务提高企业“软”能力。未来须降低综合成本，以要素质量（劳动力素质）提升抵消要素成本上涨，促进低成本竞争优势源泉从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低成本向低综合成本转变。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的是更多发挥国内大市场作用，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从中汲取来自市场、技术、产业链供应链的新动能。要充分挖掘国内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抓住国内消费转型的契机开发新产品、进入新领域；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开拓海外新市场，提高全球价值链位置；以提高国内产业链配套能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装备制造业相关产业的空间集聚，以及基于产业链共享服务平台的虚拟集聚，在产业和区域层面构建较为完善的企业生态系统。

2.有效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

发挥举国体制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宝贵经验，在突破比较优势束缚、快速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发展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举国体制都有其实施的必要性和适用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实现有效结合。装备制造业领域广泛，产品技术水平差距很大。对于中低端的产品，应该更多地发挥有效市场作用；而对于市场需求量大、质量性能差距大、对外依赖程度高的高端产品，以及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等，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

一是从国家层面发挥顶层设计的优势，使政府在战略规划、政策制定和市场引导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二是在关键领域组织协调攻关，在事关国家长远发展、重大利益和国家安全等领域组织实施重大计划和工程，在重点关键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实施一批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专项，按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促进各类创新资源集聚；三是打造产业发展环境和产业基础平台，在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方面加强一批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

3.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创新是五大新发展理念中的第一个，党领导下的中国装备制造业一直高度重视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相结合。中国装备制造业在新发展阶段需要更加注重创新能力的培育，基于产业技术经济特点着力解决创新中长期存在的难点、痛点。

（1）促进产业链协同创新。

大型和复杂加工设备与用户工艺紧密相关，其技术水平需要通过下游用户的使用来验证和提升。对不同细分行业的下游用户应用层面的真正理解，是复杂装备研制开发的必要条件。因此，与传统的“产学研”研发体系相比，装备制造业产品研发要强调采用用户牵头、主机导向的“产学研用”模式，“用”摆在第一位，以用户工艺为先导。新时代需要利用信息技术发展的条件和国内外资源，充分关注需求方的新要求，采用新技术、新模式加强产业链的产学研之间、上下游企业之间、设备供应商和需求方之间的创新协同，发挥行业协会、科研院所等第三方机构作用，打通从关键技术到产品应用的产业链条。一些企业的具体做法可资借鉴：由下游头部客户牵头，形成用户持续驱动的方式；以科研项目为纽带，实现创新资源互补；共建创新平台，提升产学研合作广度；通过资本合作，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

（2）加大对企业基础研究的支持。

近年来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但是，囿于基础研究成果是公共品、基础研究应由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承担的传统观念，企业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和积累不足，原创能力十分薄弱。这一状况近年来出现了转变，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已经处于全球第一阵营，由技术创新的跟随者逐步转变为领跑者，并且在及时掌握市场需求、迅速捕捉技术创新动向方面具有更强的优势，能够找准与产业发展需求相对接的基础研究方向。这类企业有从事基础研究的条件，需要用原创性的基础研究成果支撑应用技术创新，一旦实现研究突破，就能创造产业核心技术的新的制高点，进一步推动新的产业技术应用，甚至引导行业技术发展走上新的方向。这也是中国装备制造业“补短板、攻高端”、构建核心技术能力的必然需要。政府应当多渠道多方式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应鼓励企业关注产业发展的科学前沿问题，从事未来可能带来重大技术突破的基础研究；应加大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支持力度，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建研发机构和联合实验室，加强面向行业共性问题的应用基础研究，鼓励企业通过机制创新，吸纳外部基础研究成果。

（3）探索多渠道培育和激励高素质人才。

产业基础的核心，除了技术就是人才。人才是生产要素中最具有能动性的部分，也是中国装备制造业要素层面最基本的“短板”，包括技术、管理、制造和营销服务各类型人才。政府部门或者行业协会应当在其中发挥引领作用。一是在企业层面，引导企业建立有利于鼓励员工不断提升技能和精细化生产的雇佣和薪资制度、内部晋升制度。例如，分别对技术人员、技能人才等设计具有梯度层级的上升通道，使各类人才均能获得畅通的发展通道。对研发实施项目制管理，设置项目奖励。二是在高等教育层面，鼓励与产业发展同步，适时调整学科与专业设置，增加对新兴领域，如服务型制造、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等关键领域，以及跨学科人才的培养。三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各类学校和培训机构为依托的人才终生培训制度，支持职业技术院校与企业展开紧密合作。

4.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2020年党中央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思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反映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新的政策框架和市场环境，将引起资源配置格局和重心的调整转变。[21]

（1）充分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目前中国装备制造业面临的最大阶段性变化来自需求，具体表现为需求总量增长缓慢，需求结构变化明显，且呈现需求升级趋势。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装备制造业身处世界上规模最大、发展潜力也最大的市场，具有尚未充分挖掘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效运用国内大市场优势至少可以在两方面大有作为：一是发掘市场新需求，服务国家战略，贴近用户需求。如，瞄准国防军工、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国家重大战略领域，紧跟轨道交通、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的需求，大力发展高端装备、智能装备，加强产品与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智能技术的融合发展。二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装备制造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融合不足，产业内部各环节之间的协调性较差，只有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之间协同互动，才能有效打通供给端与需求端，把国内大市场的容量充分激发出来。越是复杂装备越是需求导向的，只有加强从零部件到整机再到用户的产业链协作，才能真正形成畅通的国内大循环。这个打通“堵点”的工作在计划经济时代是由政府主管部门来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是需求方、可以是主机生产企业，也可以是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

（2）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机械和电子装备生产国和出口国，今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在于如何有效提升对外贸易的质量效益和更好地“走出去”。对外贸易质量效益表现为贸易结构，涉及：产品结构升级，即减少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提高具有高性价比的中高档产品的出口比重；贸易方式转型，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和服务贸易升级；出口市场升级，即提高发达国家市场所占比重。“走出去”则是将对外开放从以产品贸易为主的单一形式推进到产品贸易与服务贸易、对外投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升级版”。产品贸易与服务贸易相结合比较成功的方式是工程总承包，我国是全球工程承包大国，工程总承包成为带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的重要依托。产品贸易与对外投资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平台是境外经贸园区，通过园区带动商贸物流、加工制造、科技开发等产业上下游配套支持企业“抱团出海”。新发展阶段“走出去”尤其要注重发挥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产业优势、数字经济先发优势和产业链关联优势，选择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高技术水平的产业率先“走出去”；充分利用国内电子商务平台、产业互联网平台高度发达的营销网络和虚拟生产联结网络，以主机企业带动一批中小型配套企业，将中国完整的装备制造业产业链这一优势充分发挥。

注释

1 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页。

2 张守广:《抗日战争与中国工业化》,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0页。

3 中央档案馆等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232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7页。

5 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物资统计司编:《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

6 人民出版社编:《光辉的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2页。

7 李健、黄开亮主编:《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发展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8 本书编写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成就》(上册),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5页。

9 本书编写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成就》(上册),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1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83页。

11 汪海波:《新中国70年优化产业结构的成因及其经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12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建委党组关于设备成套问题的检查总结报告(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30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82页。

13 吕铁、贺俊:《政府干预何以有效:对中国高铁技术赶超的调查研究》,《管理世界》2019年第9期。

14 高梁:《只有自主创新才是立国之本——论“比较优势”和“全球化”不可能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技术源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5 王瑞祥:《大而不强是制约制造业发展突出问题》,《农业机械》2014年第21期。

16 石勇:《中国装备制造业:基础技术是短板》,《经济导刊》2015年第6期。

17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18 盛朝迅:《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的思路与策略》,《改革》2021年第2期。

19 温家宝:《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若干重大问题(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07页。

20 史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10期。

21 郭克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