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工业化方面的思考与初步实践
尽管启动并推进工业化的实践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的，但对中国“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问题的认识与探索，却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了。党自成立之初，就认识到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是实现独立富强的必由之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曾就“以农立国”抑或“以工立国”展开了一场思想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党的早期领导人物恽代英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若不发展工业，将成为一个“永只得以原料供给其所谓母国的殖民地”。毛泽东在1944年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并提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口号。同年，刘少奇也指出，“我们中国之所以弱，也就是因为我们还只有很少的工业，我们还不是一个工业国。要中国强盛起来，也必须使中国变成工业国”。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后使中国逐步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任务。
党在民主革命探索与实践发展中，对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只有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之后，才能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扫清政治上的障碍。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指出，“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实现工业化，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将是否有利于中国工业发展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在党所领导的根据地，实施了保护私营工商业和发展公营工商业的政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争取国家独立与民主解放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发展工业的初步尝试。1931年10月，官田兵工厂在江西建立；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并制定了工业政策和劳动政策。王新哲（2021）的研究指出，“根据不完全统计，到1934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17个县的手工业合作社有176个，规模较大的国营工厂有33家”。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中共中央制定了相应的工业政策，一方面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满足军事斗争的需求；另一方面积极发展民用工业，满足边区及根据地军民生活及军事斗争的需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8年边区产业工人为700人，五年后边区工人已发展到12000人。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党开始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工业企业，为新中国开展大规模工业化进行准备工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大胆的探索，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初步思考。概述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中国工业化发展创造必要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通过工业化建设，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奠定新民主主义过度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第三，吸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积极成果，创造独具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模式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二、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发展政策：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发展模式的引入与调整
（一）1949-1965年：从借鉴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工业发展政策的探索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此我国拉开了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的历史序幕。建国初期，正值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国内经济经历长期的战争耗损后百废待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高度重视工业化政策的推行，在为新中国制定的建国纲领中，从一开始就将实现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作为非常重要的目标。在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总纲》明确提出我国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而关于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问题，则强调“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
经过三年的初步调整，1952年，当我国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之后，党中央针对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如何进行工业化建设这个具体问题进行多方论证，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综合考虑，我国在工业化路径上选择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致力于发展完备的重化工业体系，确定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1953年，在党和国家规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基本任务就是要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从而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将重工业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一五”计划（1953-1957年）中，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思想得到充分体现，在苏联援建的这些项目中，由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组成的重工业就占到147项，而轻工业只占3项。在各部门基本建设投资的427.4亿元中，工业投资为248.5亿元，占到58.2%；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重工业又占到88.8%。从计划的执行效果来看，从1953-1957年间，社会总产值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由41.1%下降至33.5%，第二产业比重由43.1%上升到51.2%，第三产业比重由15.8%下降为14.3%。其中，重工业的发展最快，对第二产业增长的带动也最为明显，重工业产值从168亿元增加到317亿元，增长了88%，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从37.3%上升至45%；轻工业产值从282亿元增加到387亿元，增长37%，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下降至55%。“一五”计划期间，重工业的快速增长初步扭转了我国长期以来重工业比重过低、基础薄弱的情况。然而，也存在不少缺陷，首先，优先发展重工业占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造成轻工业发展缓慢，轻重工业比例失衡越来越严重，其次，对农业的有所忽视，导致工农业比例也开始失调。在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同志对我国在“一五”计划期间执行苏联工业化模式中暴露的缺陷进行思考，提出要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又能避免苏联弯路的工业化道路。自此，我国开启了一段对工业化道路进行自主探索的时期。
1958年，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时期，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我国并没有坚持落实“八大”对“二五”计划基本任务的切实设定，即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而是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错误地发动了以钢为纲的工业“大跃进”（1958-1960年），这使得我国刚刚恢复起步的国民经济遭遇重创，长期来看，还给我国的工业生产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工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比例严重失调。工业生产建设“大跃进”对资金、产品和人力的高指标超过了国家财力的合理范畴，破坏了财政应有的平衡，挤占了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空间，造成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衡，特别是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衡，农业产值急剧下降，农业部门无法继续为工业建设提供应有的产品和人力支持。第二，工业部门内部各种比例关系失衡。（1）在以钢为纲方针指导下，着重发展钢铁、电力、机械等部门，轻工业所需原料供给不足，导致其产值严重下降，发展过分落后于重工业生产，重工业与轻工业比例严重失衡。（2）重工业内部投资大、周期长的采掘工业严重落后于冶炼等加工工业，表现为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3）而加工工业内部各环节之间也存在各种矛盾，表现为配套设备转产主机，不能成套供应，维修跟不上生产需要等。第三，工业生产建设经济效益极其低下。“大跃进”中片面追求多、快、高指标，工业生产秩序混乱，企业管理制度废弛，不仅导致工业产品（如当时生产出来的大部分钢材和生铁不合格）的质量低下，此外，各项工程建设使用劣质材料，存在严重的质量和安全隐患，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
三年“大跃进”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以及工业部门内的各种比例关系，导致国家经济秩序紊乱，工农业生产大幅下降。为了扭转这种混乱局面，党中央在1961年初的八届九中全会中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调整”的中心在于努力加强农业战线，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路线。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最终将“以农业为基础、以中央为主导”确立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从1963年到1965年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阶段，到1965年，工业生产建设基本完成了八字方针的任务，走上正轨。工业生产能力有了新的增长，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不仅包括石油、化工、电子、原子能、导弹工业在内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有了突出增长，而且如棉纺等轻工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工业产品质量普遍提高，1965年生铁合格率达到99.85%，钢材合格率达到98.39%，棉布一等品率达到97.4%。工农业比例和工业部门内部比例得到改善，如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关系从1960年的78.2∶21.8调整为1965年的62.7∶37.3；工业部门内部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占比从1957年的53.1∶46.9，下降为1960年的33.3∶66.7，恢复到1965年的50.4∶49.6，基本达到可以适应客观需要的比例关系水平。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我国在工业化道路上经历了从一开始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业恢复阶段，到借鉴和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再到进行中国自主的工业化模式探索，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是在整体上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我国进一步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二）1966-1978年：工业发展进程中的艰难探索
1966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工作报告中，确定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分两步走实现目标：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自1966年8月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进入了特殊的十年政治动荡时期，国家在工业方面的政策持续性遭到破坏，对于工业化建设的目标比较混乱，这期间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再次遭受巨大的挫折，国家经济秩序相当紊乱，我国的工业化在曲折中前进。
1977年，我国开始着手对工业企业进行恢复性整顿。1978年4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紧接着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发表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随后，中国开始逐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投资主体与经济决策呈现多元化的局面，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急需提出一种以新的经济管理体制。这是我国工业化政策史上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转折，自此我国工业化进程在尊重市场经济秩序的前提下开启了一段新的探索。
三、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发展政策：走向市场与开放的工业化道路
（一）1979-1993年：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发展政策的调整
1979年4月，党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着手对工业经济进行调整：降低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压缩削减国家预算中的基本建设项目；加快发展轻工业，调整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重，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42.2%上升到1980年的46.9%；调整重工业内部结构，减少一些消耗高、质量差的产品，增产一些适销对路的产品，这些产品多为人民生活急需的产品。在1982年12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我国明确“六五”计划（1981-1985）的基本任务，就是在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前提下，保持工业生产适当的发展速度，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规模，把发展消费品生产放在重要地位，注重轻纺工业增长，在调整重工业结构的同时，使重工业生产从下降转为上升。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伴随着开放发展的工业化战略，中国开始采取一系列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开放举措，使国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对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也带来挑战。如何调节体制之外的经济活动，成为当时经济管理部门重点考虑的问题。三资企业的快速发展布局促使我国提出逐步放开的外贸管理方案，如外贸进出口经营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再逐步向非外贸系统的制造业企业开放。公有制经济相比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也有所下降，逐渐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提出，中国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国家计委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意见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接受，在当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渐进过程，必须为此积极创造条件”。中国开始进入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取向的工业经济建设起步和全面展开阶段。
然而，在1984至1988年期间，处于体制转轨初期的我国政府由于经验缺乏，经历了一段放权过度导致经济发展过热失控的阶段。1984年国务院授予银行信贷自主权，银行为了扩大1985年的信贷限额，在1984年年末过度发放固定资产贷款，造成投资失控。作为应对，1986年我国执行了财政、金融双收紧政策，从而国民经济和工业建设发展过热状况有所缓解，但是1987年我国对经济调整工作估计过于乐观，工业建设在1988年再次出现高速增长，进而国民经济发展过热导致工业结构的失衡以及经济秩序的混乱。
1989年11月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做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开始对工业经济相关总量进行控制，并且对工业经济内部结构进行调整。首先大幅压缩投资的需求，进而削减投资规模；其次通过调整投资结构，进而调整改善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具体表现为加快农业、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的增长速度，抑制加工工业的增长速度，对工业及相关产业的比例结构进行调整。1992年，我国工业经济建设调整初见成效，工业增加值和主要产品量高速增长，轻重工业比例保持相对协调的发展趋势，职工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消费品市场得到发展。
这个阶段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在宏观经济上有助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且在微观层面上，也促进了工业企业的健康发展。为了提高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市场活力，我国从1985年至1992年间，出台了一系列突破传统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让企业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政策措施。1985年9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活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986年12月，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1991年，国务院提出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的11条政策措施；1992年7月，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这些文件为工业企业等微观主体营造了良好的市场营商环境，有助于工业企业进一步改进经营管理机制，增强市场活力。
（二）1994-2001年：基于市场经济体制工业发展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下，推动我国的工业经济建设。1994年4月，国务院发布《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简称《纲要》），这是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基于市场机制的产业政策。《纲要》明确提出，制定国家产业政策必须遵循“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原则。《纲要》中对于工业经济发展的措施重点包括：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积极振兴支柱产业，特别是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等；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调整贸易结构，大力提高出口效益，鼓励进口新技术和相关的关键设备、关键零部件；产业组织政策旨在促进企业合理竞争、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协作，产业技术政策方面旨在促进应用技术开发、鼓励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加速科技成果的推广、推动引进和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产业布局政策旨在逐步缩小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形成地区间专业化分工协作。
这一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总体开放的格局形成。从国际上来看，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开放格局下对外经济的增长成为我国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动力，这不仅促使我国更多地利用外部资源，推动要素结构升级，而且通过出口规模的提高，拉动社会需求结构的升级，为我国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加入WTO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从国内来看，我国工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功实现“软着陆”。投资品和消费品都出现了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的结构，这是我国工业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产业结构升级取得进展，一方面，重工业得到较快发展，早期由于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发展滞后所产生的“瓶颈”制约得以缓解。2000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从1993年的53.4%上升到60.2%，轻工业占比从46.6%下降到39.8%。另一方面，工业政策对高新技术开发的重视，使得高技术产业有了较快发展，比重上升，2000年高技术产业增长值占制造业产值比重从1992年的1%上升到约9%。
（三）2002-2011年：全面对外开放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
在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之内，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进入了以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建设新时期。国际上，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程加速，工业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分工，逐渐融入制造业全球生产体系。中国企业在引进国外资源和技术的同时，在国内市场上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或产品的竞争。国内来看，我国在这个时期继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肯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工业政策上，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方针，并且开始注重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与发展。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要“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进行了系统规划。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我国对外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工业化以及工业结构变迁的路径发生重大变化，对外贸易额的增长以及外商投资的上升促使我国新一轮工业结构快速升级，出口工业产品中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例显著上升，工业经济内部重工业比重大幅提升。
上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世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确立了信息化和工业化并举的发展方针，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1997年9月，在党中央召开的十五大会议上，报告中提出坚持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表明我国已经开始重视科技创新在工业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我国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我国在加强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注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致力于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向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为主进行转型。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过于依赖技术引进与技术模仿的工业技术发展路径的弊端开始显现，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循环之中。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发生重大突破，新一轮科技革命引起全球经济发生深刻变化。创新作为世界各国发展的主要动力，成为国际竞争博弈的主要焦点。而此时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滞后，自主创新能力弱，国际上面临发达国家在科技与新兴产业方面占有巨大优势的压力。因此，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推动工业化深化发展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六大把创新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思想。十七大报告中，党中央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党中央在2006年1月做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2006年2月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用1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方针下，继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此外，为构筑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国际竞争优势，开始加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规划和投入。2009年1月14日，国务院会议首先审议通过了汽车、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随后国务院又先后通过了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石化、轻工业、有色金属和物流业等八个产业的调整振兴规划。2010年9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选择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七个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12年7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对重点发展领域及其重点发展方向、主要任务、重大工程进行了部署。这个阶段，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速度整体加快，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进一步加深，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不到9%上升到2011年的10.5%。
四、新时代工业发展政策的新发展：向工业强国迈进（2012-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工业化政策尤为注重工业的发展质量，更为突出工业由大到强转变的重要性，开始制定并全面推进制造强国战略。2015年，《中国制造2025》发布，其以“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为基本方针，将创新置于重要位置，明确了需要扶持的重点领域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10个领域。《中国制造2025》的发布，表明中国正式开始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为全面推进制造强国战略，中国设立了国家新兴产业引导基金，并相继发布了11个配套的实施指南、行动指南和发展规划指南，包括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业强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创新等5大工程实施指南，发展服务型制造和装备制造业质量品牌2个专项行动指南，以及新材料、信息产业、医药工业和制造业人才4个发展规划指南。
围绕推进制造强国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近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科技与产业竞争加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调整，党中央根据新的发展形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中，进一步深化了制造强国战略，并加强了部署，在其第八章“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中，从“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实施制造业降本减负行动”四个方面全面推进制造强国战略。
进入新时代以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创新仍然是中国工业化政策的重要组成。相继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等一列政策。《十四五规划纲要》则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了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一方面提出“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增强要素保障能力，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另一方面提出要“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后者的提出，意味着在新兴产业、高新技术领域，中国将采用更为主动、更为前瞻性的战略，力图未来在新的关键性领域实现超越与引领。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工业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工业是实体经济的构成主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成为进入后新时代工业化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十四五规划纲要》则强调，“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提升供给体系的韧性和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取得新的重大成就。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28.1%，连续10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工业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已达到1.32%，制造业创新网络初步形成，2020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中国已上升至第14位。而从制造业内部结构来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分别上升至14.4%、32.5%，内部结构持续优化。中国工业品在全球市场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工业产品出口覆盖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占我国总出口金额的71%，高铁、核电、卫星等成体系走出国门。
五、启示
中国的工业化与工业现代化进程，是在党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不断探索、实践与发展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社会主要特征与主要矛盾的变化，审时度势，顺应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基本规律，及时制定、部署与调整工业化战略，不断调整与完善工业化相关政策，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积累了丰富而又宝贵的经验。
第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事实求是，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适时调整工业化战略。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导全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初步构想。新中国成立之初，经过新民民主主义时期工业恢复阶段，开始借鉴和模仿苏联工业化的模式，并逐渐转到探索中国自主的工业化模式。1966-1978年期间，中国工业化政策的持续性遭到破坏，工业化建设遭受巨大挫折。1978年，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调整了工业化政策，更加注重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并开始推行开放发展的工业化战略。1993年11月，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下，推进我国的工业建设。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工业化进程嵌入全球价值产业链，对外贸易额的增长以及外商投资的上升推动我国工业结构快速升级。而“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中国更为注重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工业结构的转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工业化政策的侧重点逐渐转变为推动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更加重视以创新推动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工业化的深化发展带来持久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体制，着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培育了大量市场主体，极大地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与企业家精神，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全面、多元化与持续的动力（黄群慧，2019）。中国政府还不断建设与完善基础设施体系，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建立并不断完善工业技术研发与扩散公共服务体系，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为中国工业化深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在自立自强的前提下，坚持开放发展。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项目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开放国内市场，积极吸引外国企业投资，引进了大量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大大提升了自己的技术能力、管理能力与创新能力。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为中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提供了广阔市场和强大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