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梧，原国务院东北办副主任。在职期间，他在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公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宏观经济分析、振兴东北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改革的很多焦点问题上，他都有独到的见解，并多次参与重大学术理论探讨。

　　当记者请他谈谈这些年的行政工作中一两件特别值得回忆的事情，他毫不迟疑地回答：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资源枯竭型城市棚户区改造。“这两件都是‘雪中送炭’的工作，我是尽职尽责落实中央指示精神，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可算聊以自慰。”宋晓梧说。

　　“党拥有强大的自我更新的生命力”

　　采访伊始，宋晓梧从最近看的一部热播剧——《觉醒年代》打开党史学习教育的话题。

　　“这部剧讲的是为了使中国走出百年积贫积弱、受人欺辱的状况，革命先辈如何以天下为己任，寻找解救中国的真理。最终认定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宋晓梧感慨，建党10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绩，是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取得的。

　　“毛主席曾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宋晓梧说，正是因为走了这第一步，才有新中国成立后更多的探索。

　　他回忆道，上世纪70年代，自己在工厂当工人，那时家庭人口平均每月生活费低于8块钱，工会才给补助。当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200美元，计划经济、全民所有制是大家心中社会主义的标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之后又汲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解放思想，创造性地探索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1.12万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4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证明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宋晓梧表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飞跃，是思想认识上的巨大飞跃，也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探索，更为世界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即使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然有完善的空间。”宋晓梧指出，经济高速发展也积累了一些问题。比如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受到损害的生态，以及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等。

　　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追求高速度发展转向侧重高质量发展，这是发展思路上的重大改变。

　　“无论是武装夺取政权还是和平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都经历了重大挫折，同时又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体现了我党拥有强大的自我更新的生命力。”宋晓梧表示，任何事情都有阶段性，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要有转变。面对出现的新问题，党能够通过民主和科学决策，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前进，这是我党珍贵的品质。

　　“那真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年代”

　　社会主义是否应承认存在失业?“劳务市场”是否应更名为“劳动力市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应不应当搞双轨制?是否只有GDP增长8%以上才能保就业?区域协调发展的度量指标是否是人均GDP?……这些现在已经得出答案的问题，都曾被激烈地争论过、修正过。而这些重大问题都有宋晓梧参与的身影。

　　研究生毕业后，宋晓梧服从组织安排，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既当过原劳动部国际劳工研究所副所长、原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也担任过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党组成员兼秘书长和原国务院东北办副主任。这些经历决定了他很长一段时间在学术研究和行政工作之间轮转。

　　学者和政府官员，这是宋晓梧参加工作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两个身份。宋晓梧坦言，这种工作经历的有利之处是便于把改革理论探讨与改革实践工作相结合，不利之处是两者兼顾总有为难之处，尤其是个人学术观点与上级领导精神有出入时。他笑言，自己总是改不了当学者的那份“倔”劲，有机会参与理论探讨时，总会发表个人见解。

　　“失业”这个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词，能进入我国公共政策讨论领域就与宋晓梧有很大的关系。读研期间，宋晓梧到国家经委企业局实习。他跟着调研组到黑龙江调研，发现大多数国企存在“大锅饭”“铁饭碗”，人浮于事。有企业为安置职工子女就业，一个澡堂安排20多人打扫。

　　实际上，1957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便定下了“中国不存在失业”的论调，连“失业”这个词都不允许提。但国有企业改革启动后，如果没有“失业”，企业局限于内部消化冗员，效益难以提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企业内部的隐性失业转化为社会公开的显性失业，并相应建立失业保险制度。

　　1986年，宋晓梧在一次国企改革研讨会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建立失业保险制度国企改革就深化不了的观点。没想到现场有人指责他跑题了，有人讽刺他讲外行话。1987年的一场研讨会上，还有一位老领导严厉批评，“你们知道失业是什么滋味吗?有的年轻人在那里写文章提倡失业保险，瞎搞，那还是社会主义吗?”

　　因参与企业劳动组织整顿工作而被卷入社会主义有无失业问题的激辩，是宋晓梧第一次深入参与的经济理论争论。即使有种种批评和阻力，最终，《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增补卷)》还是采纳了他写的有关失业的条目，他撰写的《失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面临的新挑战》一文也发表在《改革》杂志上。“现在回顾，那真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年代。”宋晓梧说。

　　“年轻人会走出自己的路”

　　1995年底，正在原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工作的宋晓梧，接到调任原国家体改委的通知。进入中央国家机关工作，这个在别人看来天大的好机会，却让他心中有些忧虑，以后还能专心做学问吗?

　　一位国家体改委领导告诉他，体改委也可以算是半研究机构，主要解决跨部门的体制改革问题，需要综合性研、超前性研究，与单纯只做行政工作不同。还说，要是干一段他实在觉得不合适，可以调回研究院。

　　“体改委确实与其它部委不同，总研究哪里有问题、怎么改掉，深层次体制是什么、机制怎么转换，这和我以往的实证研究出发点很一致。”宋晓梧说，这里有一般学者很难进行的全国范围调研，可以掌握一手的素材，这样的实证调查对研究是尤其珍贵的。就这样，宋晓梧到国家体改委工作，后随着机构改革，进入国家发改委，到2008年离开领导岗位。

　　退休后，宋晓梧完全回归学者身份，通过参加各种论坛、主持国家或部委课题等方式“发挥余热”。退休13年，他出版的专著和主编的经济论著就有19部。他给自己的学术定位是“一个劳动经济研究人员”。“我从读书起，学术根底在劳动经济方面，现在我谈的也尽量在这个领域内，注意不说外行话。”

　　日前，《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发布，将公共服务划分为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并用清单化、标准化的方式将基本公共服务向全民提供。10多年前，宋晓梧就曾呼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提出将此作为平抑区域、城乡差距的重要举措。“市场竞争带来的马太效应，会造成比较大的财富差距，此时政府应该通过税收或社保等二次分配来平抑一次分配的差距。”

　　实际上，走上学者这条路线，宋晓梧的求学经历颇为艰难曲折。1966年，正值高三的宋晓梧还在为第一志愿是报考北大数学系还是哈工大工程物理系而犹豫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他的高考梦。

　　在北京内燃机总厂当电工期间，他曾连续6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仍因个人和父亲的历史问题而不能报考厂办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虽取得高分，但因为 “年龄超过30岁学理工科没前途”的理由而没能进入清华大学工业自动化系。他不气馁，以同等学历资格直接报考研究生，终在32岁时，被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录取为研究生。

　　当记者询问他是否能给当代年轻人一些劝勉时，宋晓梧诚恳地说，没必要拿自己的经历去劝诫别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年轻人会走出自己的路，对他们要给予足够的包容。宋晓梧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中国改革报、改革网记者 付朝欢 实习记者 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