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上重视

　　重视粮食安全的思想源于重农思想。中国的重农思想源远流长，《诗经》《周礼》等先秦典籍中都蕴含着丰富的重农思想。《诗经·唐风·鸨羽》借农夫之口发出“不能艺黍稷。父母何食?”的感慨，表达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周礼》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要求地方官员对农业生产进行督促检查，“以教稼穑，以稽功事”，“简稼器，修稼政”。先秦时期的管仲更是将粮食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指出粮食生产不仅是人们生存的基本条件、国家财富的源泉、进行战争的重要物质支撑，而且是提高人们文明程度的物质基础，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秦统一后，将重农作为基本国策颁行天下，重视粮食安全的思想得到贯彻。汉朝十分重视农业和粮食安全，历代皇帝和一众士大夫都以农为天下之本，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贾谊在《论积贮疏》中指出粮食安全对于国强民富的重要性，“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晁错则在《论贵粟疏》中强调粮食安全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

　　汉末至隋代，社会动荡，灾害频生，致使国家和人民经常处于粮食危机的边缘，人们更加认识到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提出粮食问题是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将发展农业作为首要政务。适逢安史之乱的刘晏切身认识到粮食安全对固国本、养民生的重要作用，主张从粮食生产、流通、储运、抗灾救灾等方面进行改革以保障粮食安全，为粮食安全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清时期，人们对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徐光启强调农业是“国家富强之本”，王夫之则强调粮食安全之于人们生存和国家政权巩固的重要性，提出“佐天子以守邦者，莫大于谷帛”。冯桂芬结合清代中晚期人口增多、粮食紧缺的情况分析粮食安全问题，指出粮食不足导致的经济贫困是激起农民起义、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储粮备荒

　　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是降低农业灾害风险，保障粮食供应。储粮备荒思想在灾害频生、战乱不断的古代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粮食生产囿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基本上处于一种“靠天收成”的状态，粮食生产的季节性、波动性加之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直接决定了粮食储备在保障粮食安全中的重要地位，由此衍生出储粮备荒的传统。《诗经》中就有很多反映重视粮食储备的诗句，如“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开百室，百室盈止”等。《周礼》也强调完善粮食储备制度，主张政府提升储粮备荒能力以保证粮食正常供应。

　　管仲进一步发展储粮备荒的思想，主张建立粮食分级储备制度来保障粮食安全，提出“常平仓”的构想。所谓 “常平仓”，即政府在丰收之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粮价过低伤害农民利益，在歉收之年卖出所储粮食以平抑市场的粮价。从汉代设置“常平仓”开始，历朝历代的“常平仓”在确保粮食安全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常平仓”制度是我国粮食储备制度最大的创举，对后世影响深远。

　　秦汉时期，贾谊、晁错等人进一步探讨储粮备荒之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贾谊引用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来说明备足粮食对安定人民生活的重大意义，并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说明储粮的必要性，指出古代善治天下者必定重视粮食生产和储备，“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晁错则提出 “边食足以支五岁”以及“令入粟郡县”等储粮建议，这些建议被汉文帝采纳后不仅改善了农民生活，而且充盈了国家粮食储备。

　　宋元时期经常受到天灾人祸的威胁，人们更加注重储粮备荒，丰富扩展了储粮备荒思想的内涵。范仲淹另辟蹊径提出以工代赈，通过向富人提供服务使饥民获得就业机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南宋董煟则在《救荒活民书》中提出选择储粮主体要有所侧重，以藏富于民为主将粮食分储于不同的主体，即“蓄积藏于民为上，藏于官次之，积而不发者又其最次”，以更好地发挥储备粮赈灾救灾的作用。

粮食安全治理

　　粮食安全治理思想，即如何实现粮食安全，是粮食安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根本落脚点。古代中国不仅从观念上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而且着重探讨如何实现粮食安全，形成了较完备的粮食安全治理思想。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从政治、经济、技术、制度等方面探讨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形成了粮食安全治理的雏形。后世历朝历代以此为基础不断扩展丰富粮食安全治理思想，逐渐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粮食安全治理思想。

　　首先，推行重农抑商制度，提高粮食产量从源头保障粮食安全。重农抑商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和提高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发展，增加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虽然历朝历代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尽相同，目的指向却是一致的，即提高粮食产量确保粮食安全。秦统一后，提高农民政治地位，立法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设置农官管理、督促农业生产，切实提高粮食安全治理能力。汉初则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减轻农民徭役赋税负担，提高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以增加粮食产量、确保粮食安全。唐代刘晏则主张根据粮食丰歉调整税赋，减轻农民赋税负担，保护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及粮食生产能力。

　　其次，实施“富安天下”的政策，增加粮食生产劳动力确保粮食安全。汉代贾谊、晁错等人认识到增加农业劳动力之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才能“畜积足”、“天下安”。贾谊强调用行政手段促使百姓归农，以达到“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晁错则主张通过经济杠杆提高粮食价格，即“贵粟政策”，促使劳动力流向粮食生产部门，即“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

　　再次，重视“藏粮于技”，主张以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确保粮食安全。在以技术创新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元世祖堪称典范。他极为重视传播和普及农业知识和技术，主张用先进的农耕技术指导农民耕作，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保障了粮食安全。他授命大司农搜集天下的农桑之书，编辑成《农桑辑要》并颁布天下，结果“用之则力省而功倍，刊行四方，灼有明效。”此外，这一时期，郭守敬编制了当时最先进的《授时历》，随后出版了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以及王祯的《农书》等。这些书籍的刊行，促进了先进农耕技术大范围的传播和推广，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确保了粮食安全。

　　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从先秦时期开始萌芽，秦汉时期初步形成，隋唐时期趋于完善，至宋元明清时期最终成熟定型，既积淀形成了丰富完备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也蕴含着丰富的粮食安全治理智慧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