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

　　20世纪初的中国大大小小的政党多达300多个，孙中山早年就曾想效仿西方实行议会民主和多党竞争，但多党制经过实践证明在中国行不通，孙中山不得不承认，“中国几千年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的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中间势力都在为“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中共七大曾明确提出，中国应“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并为此呼吁召开各党各界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人民的欢迎。“独立、统一、自由、民主、富强”成为抗战后的政治文化主题。

　　为避免内战，实行民主，真诚表达谋求和平的愿望，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抵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口号逐步被广大人民所接受。经过多方斗争，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双十协定”。然而“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便密令进攻解放区。结果引发了全国反内战运动，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同意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争取了中间势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孤立了反动派。全国人民更为此而高兴，认为这次会议“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方向”。然而呼声未落，国民党反动派就撕毁决议，内战又起。

　　回顾上述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介石的政治花招就是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从反面教育了人民。在整个“国统区”迅速掀起了反蒋爱国民主运动的新浪潮，蒋介石在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上都打了败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以自己鲜明的政治纲领、为国为民的实践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资深研究员马丁·雅克发表的文章不无感慨：“西方国家的长期论点是，多党制是民主的一大优势，能够防止政党僵化和停滞。然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使自己保持活力与年轻的方法，而西方的政党却越来越疏远其代表的人民。”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实践，愈发呈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在始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的指引下，这一制度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特色，通过科学民主决策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是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征

　　抗战的胜利给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巨大的鼓舞，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良机，纷纷开展活动，呼吁“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于是国内民主力量迅速集结并新建立了许多党派。无论新党还是老党，它们的政治主张有一个共同点：以国家利益为重，共同和平建国，通过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存在的分歧，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各党派的强烈反抗。1947年11月5日，民盟宣布停止公开活动，声明“最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禁止活动，同人已不能活动”。随后，为了保持自身实力，农工、民建、民进、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也不再公开活动，陆续转入地下以避免国民党的镇压。1948年1月，民盟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发布不接受国民党解散其总部、停止活动的声明,决心“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随后，农工民主党中央扩大会议指出,今后的具体任务是“彻底打败帝国主义扶日援蒋的反侵略政策,加速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同一时期，被迫转入地下的民主建国会中央也同中共互通情报,配合工作。1948年1月1日,代表国民党左派的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宣布加入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这就意味着，各民主党派认识到“中间路线”是走不通的，只有和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才有出路。

　　1948年4月,已是中国革命夺取最后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认为建立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联合政府“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成熟”。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发布后，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响应，各民主党派以及海外华侨等也先后发表声明，认为这一口号是“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设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应循的途径”，表达了中共“诚意地与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爱国分子共同分担建设新中国的任务”。中间党派认可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爱国、民主、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他们纷纷表示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拉力”和国民党的“推力”共同作用下，中国共产党以鲜明的政治主张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的政治局面逐渐形成。这表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使各政党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合作，这种和谐的合作关系有效避免了多变、反复、互损的政治冲突与摩擦，并且能够减少产生影响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能够确保广大人民的参政议政，能够广泛反映社会各界的意愿，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是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质

　　1948年5月1日，即“五一口号”发布的第二天，毛泽东专门致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问题，毛泽东以协商的口气在这封信中对中共中央的态度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五一口号”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他们纷纷公开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这表明，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指导下，领导中国革命的必然结果。

　　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有关党派、区域、军队、团体等代表出席了会议。新政协会议在民主协商讨论的基础上，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纪年、国歌和国旗。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应当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它不同于世界各国现存的政党制度，是具有共同政治目标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的合作型政党制度，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世界政党制度的模式，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今年我们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3周年，就是要深刻理解和认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新时代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又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美好未来。

　　(作者为北京社会主义学院教研部教授、教研部副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高端智库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