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1年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以来，郑新立开始长达40年的中国经济政策研究与经济理论探索历程。他曾多次参加五年规划等中央一系列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在宏观经济调控、经济发展政策等领域具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

　　郑新立认为，在“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均GDP要由10000美元提高至12000美元。我国还有四大增长点有待激发，分别是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公共产品和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和新基建，分别对经济增长贡献2、2、1.5、1.5个百分点。

　　“在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中，剩下最难啃的硬骨头便是城乡结构。”郑新立直言，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大潜能，其中最大增长点在于宅基地改革。

　　目前我国宅基地规模是17万平方公里，是城市建设用地的三倍之多。郑新立强调，通过市场化改革，让进城落户的农村居民有偿退出宅基地，退出的宅基地由村集体统一利用，便可盘活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同时，闲置宅基地入市转让变为城市建设用地，也可降低城市高房价。

　　“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全盘皆活。”郑新立指出，目前扩大宅基地试点范围不存在什么风险，应该在总结宅基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尽快进行推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城乡一体化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必然趋势。

　　郑新立还表示，农村宅基地入市的政策障碍已经扫除。如果“十四五”期间改革到位，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迈出实质性进展，那么该阶段我国经济增速可达到6%以上。

　　以下为访谈文字实录：

　　搜狐财经：“十三五”已经收官，应如何总结我国过去五年经济运行的特征?

　　郑新立：“十三五”期间最大的成就是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健、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有三方面的成绩比较亮眼。

　　第一，我们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得到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改变了过去过度依赖投资的格局，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十二五”末期时，我国投资率一度上升至49%，消费率下降至48%。投资率实现对消费率的赶超，这是中国70多年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尽管“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消费占GDP的比例提升，老百姓收入和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说明宏观经济效益在提升。

　　第二，通过改革税制，我们调整一、二、三产业结构，尤其是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好条件。过去第三产业征收营业税，第二产业征收增值税，前者比后者的税负重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产业营改增以后，税负降低，第三产业成为最快的增长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60%，其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了47.4%。

　　当然，我国第三产业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根据国外经验，当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将达到70%左右。相应地，第三产业就业比例也应达到70%左右，所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员比重还有很大的增长的空间。

　　第三，“十三五”期间，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大了执法力度，雾霾天气大幅度减少，空气质量也大幅度提高。我们改变了过去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观点，将环保产业打造为一大支柱产业是当下我们的目标。

　　搜狐财经：您认为我国消费率提升到什么水平比较合适?

　　郑新立：我国消费率无需提高到和发达国家同一个水平，因为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已经饱和，我们在该方面还处于赶超阶段。

　　保持一定强度的投资率是实现经济赶超的需要，因为如果投资少了，经济增长速度又将下行。因此，在发展阶段，特别是在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我们仍应保持较高的投资率，为经济增长增添后劲。

　　搜狐财经：您多次参与五年规划的制定工作。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和工作重点是什么?

　　郑新立：我这次没有参加“十四五”规划的起草。根据多年的经验，我认为在“十四五”期间，保持经济秩序的健康、高质量发展，应当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均GDP要由10000美元提高至12000美元，那么该时期内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尤其重要。

　　搜狐财经：您认为“十四五”期间我国还有四大增长点有待激发。其中为何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最大的结构性增长动能?

　　郑新立：经过4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经济在不同时期解决了不同的结构问题。在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中，剩下最难啃的硬骨头便是城乡结构。

　　我国农村、农业发展滞后，基尼系数为0.47，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的差距上。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例为2.6：1。所以，十九大提出，我国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提及的“不平衡发展”，则主要体现在城乡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则主要体现在农村发展的不充分。

　　“十四五”期间，我们要通过实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现乡村振兴。目前农村人口还有5亿多，如果他们的收入水平接近于城市人口生活水平，那么我国消费市场规模会进一步扩大，因而形成“十四五”期间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功能。

　　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现乡村振兴，我们主要做四件事。第一、农业现代化;第二、乡村建设;第三、农民工市民化;第四、特色小镇建设。启动以上四项工作，将形成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但前提是要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农村最大的增长点是宅基地。目前城乡建设用地共计22万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只有5万平方公里，宅基地面积达17万平方公里。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减少了好几亿，宅基地不但没有随之减少，反而还增长了。目前农村人口所占的建设用地(即宅基地)是城市建设用地的三倍多，这造成了很大的土地资源浪费。

　　通过市场化改革，让进城落户的人有偿退出宅基地，退出的宅基地由村集体统一利用，比如吸引社会资金进入，经营农家乐、农产品加工等，可盘活闲置用地。

　　坚持“房住不炒”后，城市也有大量闲置资金找不到出路，如果流到农村去，也可盘活农村闲置的宅基地。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全盘皆活，因此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激活农村蜇伏发展潜能的关键。

　　搜狐财经：目前全国各地开展的宅基地的试点中，您认为哪地的试点经验较好?

　　郑新立：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在全国14个县启动了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那么取得了明显的效益。

　　人民日报前几年刊登了一篇通讯，介绍了安徽金寨县农村宅基地改革的经验，标题是《“沉睡”的资源这样被唤醒》。安徽金寨试点经验是，农民退出宅基地后可获得几十万元的补偿，用于进城购房。

　　福建晋江市宅基地改革的试点情况更好。福建人将退出的宅基地作为资本，和城市、社会资本合资共同开发利用宅基地。晋江当地的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宅基地退出后用以修建工厂、经营商店，农村就活了，农民很快也富起来了。人民日报对该试点也写了一篇报道，题目就叫《“沉睡”的资本这样被激活》。

　　全国总共2000多个县，目前宅基地改革试点县太少了。而且，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八年了，也不能老是试点下去。我觉得扩大宅基地试点范围不存在什么风险，应该尽快地进行推广。宅基地试点推广的目标，是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房地产市场。

　　国际上也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我曾带队考察韩国的新农村建设，之后新农村建设就写入了“十一五”规划中。目前，韩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基本上已经消灭。

　　韩国的政策正好和我国相反，鼓励城市高收入群体到农村购买房产，因此提高了农村的房价。农民出售房子，可获得更高的收入。最终，城乡的差距得到缩小，逐渐消失。中国也要走条路。

　　我认为，14个宅基地试点县的经验已经总结出来了，应当尽快地在全国推广。如此“十四五”时期的经济增长动能就具备了，也可大幅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缩小城乡差距，完成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搜狐财经：您认为宅基地改革将在“十四五”期间得以迅速推进吗?

　　郑新立：这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取决于我们在改革上能否迈开步子。80年代初，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少数地方先行，后来改革效果非常好，全面改革才得以迅速铺开。目前推广宅基地制度改革，应当像当年家庭联产承包制时一样。

　　搜狐财经：宅基地改革有利于建成城乡一体化的房地产市场，其是否有利于增加城市房源供给，降低城市房价?

　　郑新立：你的理解是对的。2019年5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了三个“允许入市”：

　　第一，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第二，允许就地入市或异地调整入市;第三，允许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根据我的经验，河南新乡本县的一亩宅基地，到地级市里能卖到20万，异地到省会城市能卖到30万，要异地卖给浙江和江苏，就能卖到80-100万。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异地买卖的市场范围越大，其价格就会愈发提高，农民通过转让农地指标就可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我看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市场化是一个必然趋势。

　　另外，2020年4月开始实施的新《土地法》又规定，只要经过村民大会以70%以上的举手表决同意，那么村集体可自行决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用途，其使用权属于村民委员会自治的权利之一，上级政府不得干预。

　　以上两条规定已在政策上为农村宅基地改革扫清了障碍。关键是干部要理解中央的这些部署，积极主动地进行改革，把农村蜇伏的潜力唤醒，这样一来，乡村振兴才有希望。

　　搜狐财经：今年出台了房企融资的“三条红线”，是为了城乡一体化房地产市场的后续的建设做铺垫吗?

　　郑新立：对房企融资进行限制，是为了城市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需要。目前城乡房地产市场是两个市场，相互间是隔离的。按照改革的方向，建设城乡一体化的房地产市场是难以回避的。

　　目前我国宅基地规模是17万平方公里，合计2.5亿亩。按社科院研究所党国英的研究结果，一亩地可盖3栋连排别墅，一栋别墅住3人，一亩地可住9人。那么，6000万亩宅基地就能够容纳5.4亿人居住。如果6000万亩还不能满足，2.5亿亩宅基地减去6000万亩还有1.9亿亩，相当于农村宅基地还有1.9亿亩的置换空间。

　　将这1.9亿亩宅基地拿出来，一方面能满足农村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需要，另一方面还可以转让给城市，满足作为城市新增建设用地的需要，那么城市建设用地的价格马上就降下来了。剩下还有一部分宅基地，可以用来增加耕地，至少增加几千万亩耕地是完全有可能的。

　　全世界只有中国采取城乡房地产市场分离的政策。城乡一体化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必然趋势。

　　搜狐财经：除了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外，您认为“十四五”期间我国还有三大增长点，包括公共产品和服务业、战略新型产业和新基建。您认为“十四五”期间进展最快的可能是哪一领域?

　　郑新立：我讲的四大增长点，第一是乡村振兴，第二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第三是战略性新型产业，第四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我是按照最终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来排行的，因而最大的潜力是乡村振兴，新基建潜力最小。但要实施起来，有可能新基建是最快的。

　　搜狐财经：您认为战略新型产业可拉动中国经济每年增长1.5%的百分点，但目前我国科研产业化的效果并不佳，甚至中科院的科研投入还不如一个华为公司。对此您怎么看?

　　郑新立：华为的出现有其体制上的因素，我们需要更多的华为公司。华为现象的核心在于其每年技术研发的投入占销售收入高达15%，这在国内企业中是很少见的，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是很少见的。

　　在芯片行业，我们就没有出现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关键在于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且，要允许混改后的国有企业实行股权激励，但又不能人人有股，搞平均主义。华为每年都会评选优秀员工，只有优秀员工才有资格买华为股份，这是华为成功的重要的诀窍之一。

　　通过企业骨干持股，给员工戴上一个“金手铐”，形成利益共同体，企业才能舍得在研发上增加投入，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

　　美国有《拜杜法案》。该法案规定，财政支持的科研基金的研究成果转化后，其获得的三分之二收益归研发人员，剩下三分之一收益归研发机构。该法案实行后，美国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大幅提高。

　　目前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15%左右，美国则高达80%。但在《拜杜法案》实行之前，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率和我国也差不多，因此将科技转化的收益和科研人员利益紧密挂钩，就激发了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积极性。我希望我国应当适时出台类似《拜杜法案》的法律。

　　搜狐财经：不算今年的话，整个“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平均是6.5%。您认为“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可以保持在什么水平?

　　郑新立：我认为“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速达到6%以上是有条件的，关键是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能否迈开步子。

　　另外，战略新型产业也很重要。在新材料、量子计算、生物工程，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如果我们将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更好地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在战略性新型产业上就能发展成为一批新的增长点。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仍然是短板，尤其是教育。虽然这几年教育得到了极大发展，但是还是好多人上不了学。我觉得教育应当满足人民的需求，所以教育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芬兰成功的教育经验非常值得我国学习。芬兰人口只有500多万，但其在200多种工业技术上领先全球。在中国进口技术中，芬兰曾经一度居于首位。为何芬兰人口稀少，却拥有这么多技术成果呢?答案就是教育。

　　我曾经到芬兰考察过多次，其科技部长、教育部长结合芬兰经验是：第一是教育，第二是教育，第三还是教育。在教育领域，中国必须要通过人均公共财政支出的均等化，实现人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国内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基础教育。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投入的空间。

　　社会保障方面，我国也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迅速。从2000年开始，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2023年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到2035年左右将进入超高龄阶段。

　　当年号召计划生育，口号是“只生一个娃，养老靠国家”，现在人老了，是履行政府承诺的时候了。因此，目前我国需要建立社会化的养老体系，包括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体系。在北欧等国，社区从业人员占比高达50%以上。

　　总之，社会保障是“十四五”时期应当重点发展的产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如果“十四五”时期可以牢牢抓住上述四大增长点，去增加投入，去开动脑筋，那么“十四五”期间实现经济健康和高质量发展是完全有条件的。

　　搜狐财经：受疫情影响，我国2020年未设定经济增速目标。您认为在“十四五”期间，是否还有设立经济增速目标的必要?

　　郑新立：我认为经济增长速度至今仍是不可替代的指标。因为只有国内生产总值才能衡量出来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现在我国要想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指标是不可回避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为了GDP而GDP，为了速度而速度。

　　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差距仍然很大。在“十四五”期间，如果我们放弃经济增速指标，那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