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所望的卫鞅选择离开魏国，前往秦国谋求发展。原因是当时的秦孝公正在下令招贤。一则短短不到200字“求贤令”追忆往昔荣光，倾述过往血泪，流淌出无尽的奋发之情：“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特别是最后“与之分土”一言，更是石破天惊，在战国时期的舆论界掀起惊涛巨浪，汹涌地拍打着每一位战国有才之士的胸膛，卫鞅自然也不例外。求贤若渴的秦孝公与满腹韬略的卫鞅相见恨晚，畅聊三天三夜，都不觉得累，立即任命卫鞅为左庶长，将国事相托。
　　
　　秦孝公之所以要如此，正是缘于对人才的无尽渴望。当年他的先祖秦穆公广揽天下英才，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邳豹、公孙支于晋。这五人都不是秦人，却在秦穆公的信任下，在秦国的舞台上大展拳脚，助秦国吞并二十余小国，称霸西戎。一时间秦国人才济济、群贤毕至，助推当时的秦国成为春秋时期最强国家之一。然而秦穆公在临终之际，竟然要求一大批贤臣殉葬，去另一个世界再次建立不世功勋。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秦国的人才大面积断档，深层次后果就是其他国家的人才再也不愿意到秦国建功立业了。秦国本就地处西陲，人才存量有限，好不容易引来了一波增量，竟然悉数“团灭”了，从此陷入恶性循环，自此秦国的国力又逐渐走向衰微。
　　
　　秦孝公的“与之分土”之所以有这么强的轰动效应，是因为当时的战国诸雄还没有敢用这个条件去延揽人才的，对于人才的诱惑是相当的大。再加上他的父亲秦献公废除了人殉制度，人才去秦国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在魏国郁郁不得志的卫鞅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在秦国推行变法，废井田破旧俗，实行军功爵制、奖励耕战，秦国面貌为之一变，国力迅速蹿升。秦孝公也兑现了他的诺言，将商地赐给他，故后世称之为商鞅。
　　
　　自秦孝公去世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期间，秦惠文王重用魏国人张仪，以“连横”破“合纵”。秦昭襄王重用魏国人范雎，提出“远交近攻”战略。秦始皇重用楚国人李斯、韩国人郑国等等，终使秦国扫荡六合，一统寰宇。几乎每一代秦国国君治下，都有“外国人”出将入相，尤其是来自三晋特别是魏国的人才。秦魏接壤，秦国要向东发展，首先碰到的就是魏国的阻挠，两国征战无数，可谓世仇。无奈魏国自魏文侯之后的历代国君不重视本国人才，只任用那些庸碌的所谓王公贵族，导致人才纷纷涌向秦国。此消彼长之下，魏国岂有不衰败之理？不仅仅是魏国如此，而是山东六国的常态。著名的战国四公子：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楚国春申君黄歇，哪个不是本国的王公贵族出身？这四人应是各自国家的佼佼者了，但又有谁真正让自己的国家强大了？换句话说，山东六国的政坛都已由王公贵族占据，铁板一块。那些壮志难酬的六国贤达自然要择良木而栖，而秦国就是那个时代的最佳选择，后来泛指来秦国谋就业的六国贤达为“客卿”。
　　
　　当然这些所谓的“客卿”在秦国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个国家的利益蛋糕就那么大，“客卿”划分走了一大块，本国王公贵族的蛋糕就少了，自然是要引起疯狂反扑的，或大或小的“逐客”活动一直都是存在的。但历代秦国国君始终能够明辨得失、权衡利弊，坚持相信所谓的“客卿”，最终喜获“丰收”。因为大争之世，要想统一天下，怎么能连用天下之才的胸襟都没有呢？之所以如此，秦国方能起于微末，而歼灭群雄。这种打破国别之限、地域之限、血缘之限、门户之限的用人胸怀，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