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主任王瑞贺说，依法维护长江流域生态安全，推进长江流域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和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王瑞贺表示，长江保护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突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基本要求，针对长江流域的特点和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特别的制度措施，推动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王瑞贺指出，长江保护法主要有四大亮点：

　　——做好统筹协调、系统保护的顶层设计。

　　法律规定国家建立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统一指导、统筹协调、整体推进长江保护工作;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要求，建立长江保护工作机制，明确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各级河湖长的职责分工;建立区域协调协作机制，明确长江流域相关地方根据需要在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制定、规划编制、监督执法等方面开展协调与协作，切实增强长江保护和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坚持把保护和修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放在压倒性位置。

　　法律通过规定更高的保护标准、更严格的保护措施，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如强化水资源保护，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和防洪减灾体系建设，完善水量分配和用水调度制度，保证河湖生态用水需求;落实党中央关于长江禁渔的决策部署，加强禁捕管理和执法工作等。

　　——突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法律准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设立“规划与管控”一章，充分发挥长江流域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规划的引领和约束作用，通过加强规划管控和负面清单管理，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破除旧动能、培育新动能，实现长江流域科学、有序、绿色、高质量发展。

　　——坚持责任导向，加大处罚力度。

　　法律强化考核评价与监督，实行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建立长江保护约谈制度，规定国务院定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长江保护工作;坚持问题导向，针对长江禁渔、岸线保护、非法采砂等重点问题，在现有相关法律的基础上补充和细化有关规定，并大幅提高罚款额度，增加处罚方式，补齐现有法律的短板和不足，切实增强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和可执行性。

　　王瑞贺表示，此外，长江保护法还对长江流域资源调查与监测预警、防灾减灾与应急管理、信息共享和公众参与、长江源头保护、水生生物保护、城乡融合发展、综合立体化交通体系建设、港口船舶升级改造、长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司法服务保障建设、长江文化保护等方面进行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