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一名，较早见于《史记》《汉书》的记载，如《史记·大宛列传》中“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汉书·张骞传》中乌孙“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汉书·西域传》中还记载“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
“敦煌”在《史记》《汉书》中已经有了“敦煌”“焞煌”和“燉煌”三种写法。有学者认为，有火字旁的“燉”是正体字，“焞”是其异体字，无火字旁的“敦”为俗体字。关于其含义，东汉应劭解释说：“燉，大也；煌，盛也。”这其实主要反映了汉代敦煌的兴盛及其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到了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认为此地对开发广大的西域地区有重要作用。可见，对同一个地名、同一件事，不同的历史时代会根据当时的情况作出不同解释。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
在张骞出使西域前后，汉武帝还派遣霍去病率兵攻打河西的匈奴。击败匈奴后，汉王朝设置了包括敦煌郡在内的河西四郡，并在敦煌郡城的西面修建了玉门关和阳关，作为扼守西域进入河西、中原的门户。
敦煌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东接中原，西邻今新疆，自汉武帝时期（前140—前87年）以来，就一直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和军事重镇。从敦煌出发向东，通过河西走廊就可到达古都长安、洛阳。从敦煌西出阳关，沿昆仑山北麓，经鄯善（若羌）、且末、于阗（和田）至莎车，穿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可进入大月氏、安息等国，这条通道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南道；而从敦煌出玉门关北行，沿着天山南麓，经车师前王庭（吐鲁番）、焉耆、龟兹（库车），到达疏勒（喀什），然后越葱岭，进入大宛、康居、大夏等地，这条通道就是丝绸之路的北道。隋唐时期，由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在原丝绸之路北道之北又出现了一条新北道，即出敦煌至伊吾（哈密），再经蒲类（巴里坤）、铁勒部，过今楚河、锡尔河而达西海（地中海），其在我国境内大致是沿着天山北麓而至中亚。
敦煌总扼两关（阳关、玉门关），控制着东来西往的商旅。而丝绸之路的这三条道路都“发自敦煌”，然后经“西域门户”的伊吾、高昌（今吐鲁番）、鄯善而达中亚、欧洲，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就清楚说明了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和枢纽作用。
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的一座长城烽燧下发现了一个邮袋，里面装着8封用粟特文所写的信件，其中5封相对完整，学界将其称为“粟特文古信札”。根据百年来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解读，这些信是从姑臧（武威）、金城（兰州）和敦煌发送的，是这些地方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萨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贵人（自由民）以及楼兰等西域地区的其他粟特商人的书信。从这些粟特文信件可知，这个以姑臧（武威）为大本营的粟特商团，活动范围很广，他们东到洛阳、邺城（河北邯郸南），西到萨马尔罕，经营的商品有黄金、麝香、胡椒、樟脑、麻织物、小麦等，当然还有丝绸。这组书信写于西晋末年（312年前后），真实地反映了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活动。
作为丝绸之路“咽喉”的敦煌，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被称为“华戎所交一都会”，而敦煌就是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而走向辉煌的。不论丝绸之路分为几条道路，其走向如何变化，敦煌都是唯一不变的吐纳口，故而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
敦煌郡的设置是开通中西交通的结果
汉武帝打败匈奴，将河西地区归入汉的版图后，汉王朝为了进一步开发河西，保护中西交通，便在河西地区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包括敦煌郡在内的河西四郡的设置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敦煌建郡的年代，《汉书》的记载就不一致，《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即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而《汉书·地理志》则载，“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分酒泉置。”
正是由于史籍文献记载的不同，20世纪4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依据《史记》《汉书》和考古新资料，对敦煌郡的设置时间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结论颇不一致。主要有元鼎六年（前111年）；元封四到六年间（前107—前105年）；太初四年（前101年）或稍后；天汉三年（前98年）；太初元年（前104年）；天汉二、三年后至征和二年（前91年）以前；后元元年（前88年）等意见。
考古学家黄文弼指出，汉代于西北边塞凡有设置，或与重大军事行动有关，或属交通方面之必需。如“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而武威、张掖郡的设置则是为了隔羌胡交通。即着力开通东西交往的线路，极力阻隔南北方向的联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河西郡县的设置在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经营方面的重要作用。敦煌郡的设置，就是汉王朝经营西域的重要成果。太初元年（前104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扩大在西域的影响，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数万人“以往伐宛”。太初二年，李广利伐宛失利，“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李广利伐大宛是汉代经营西域的重要行动，“数万人”的战斗队伍必定配备有大量的力役运输等。这样大规模的出兵西域，后方必有布置，当时的敦煌，对汉王朝来说正是经营西域的前沿基地，对于进入西域的汉朝兵士来说，又是后方基地。所以在此时设置敦煌郡，既可以备军事之转输，又有利于中西交通。
敦煌是经营西域的基地
敦煌既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又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在我国历史上，特别是汉唐之间十多个建都长安的王朝，都注重加强西北方面的防御，尤其重视对河西走廊的经营。清代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中说：“昔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就合乎逻辑地总结了这方面的历史经验。
敦煌既是经西域来中原僧侣、使节、商人的最初落脚点，也是西去僧侣、使臣和商人告别故国的地方。在汉代，凡是罢都护、废屯田之时，政府派人迎接吏士，“出敦煌，迎入塞”，就算完成了使命。对当时的旅行者来说，“西出阳关”意味着凄凉的离别，“生还玉门”象征着幸福的重聚。另如贞观初年玄奘西行时，就是从瓜州、敦煌间偷渡出境的。当贞观末年玄奘返回之时，唐太宗便“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
隋炀帝时，“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裴矩在河西通过胡商对西域情况作了一番调查、了解，并根据其掌握的实际情况写了《西域图记》三卷，上奏朝廷。当隋炀帝召见裴矩时，他又讲了一些西域、河西的情况及发展丝路贸易的重要性，并指出吐谷浑也不难攻下。帝于是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域”。
为了打通丝绸之路，隋炀帝西巡河西。大业五年（609年），由大斗拔谷（今甘肃省民乐县扁都口）而“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番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西巡大大促进了丝路贸易的繁荣。早在裴矩经营西域时，就常常往来于敦煌以至西域之间。隋炀帝在接待西域使者和商人的同时，还派韦节、杜行满等人出使西域。他们到达克什米尔、印度等地，得到了玛瑙杯、佛经、狮皮、火鼠毛等奇珍异宝。
唐王朝建立后，仍积极经营西域。在打败北方的劲敌东突厥后，就转而进军西域。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平定高昌，贞观十八年又攻焉耆，二十二年破龟兹，到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终于扼制了西域地区最大的对手西突厥，西域各政权的宗主权也正式从西突厥转移到唐朝手中。在唐朝经营西域的这些活动中，敦煌除了作为唐朝进军西域的物质供应基地外，沙州（唐朝在原敦煌郡设沙洲）刺史也曾亲自率兵参加了诸如攻取龟兹的战斗。此后，在唐朝与西突厥、吐蕃余部争夺西域的斗争中，沙州（敦煌）是协助安西都护府（驻龟兹）控制西域的重要力量。
唐朝前期，除了高宗永隆二年（681年）“西边不静，瓜沙路绝”和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吐蕃一度攻占“瓜沙”外，敦煌一直是唐王朝经营西域的重镇。当时敦煌的集市上，既有内地来的汉族客商，也有从中亚各国来的胡商。胡商的来源很多，如阿拉伯、北非、东罗马帝国、波斯、印度半岛诸国等，都与唐有所谓“通贡”“通使”的商业贸易关系。敦煌城东沙州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由陆续定居下来的粟特商人构成的。
唐中叶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逐渐南移，海上交通日益发达，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敦煌也随之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可以说，敦煌的出现、发展、繁荣和衰落，正是丝绸之路兴衰的标志。当丝绸之路畅通、中西文化交流频繁时，敦煌就繁荣、兴盛，当丝绸之路被阻断时，敦煌逐渐走向衰败。尤其是明朝划嘉峪关为界后，敦煌便被弃置关外，变为荒凉之地，遂彻底失去了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作者：刘进宝，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