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停废的深刻影响
科举制度始于隋代而定型于唐代:“炀帝嗣兴, 又变前法, 置进士等科。”科举考试规定以儒家经典为研习内容, 尤其是集中于“四书五经”, 强化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随着隋唐以后造纸术及印刷业的发达, 典籍刊印日趋便利, 从而扩大了儒学传习和传播的范围。特别是科举制度对儒学成为宋以后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起了制度性保障作用, 科举本身也成为官府笼络和控制士人的有效途径。如果说各级官学和书院是传统中国培育人才的教育机构的话, 那么, 科举制度则是传统中国选拔朝廷所需人才的抡才制度。科举制以各级官学及书院为基础, 从众多士人中选拔优秀者为官入仕, 肩负着将众多士人选拔出来为朝廷所用的职责, 是传统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 是将士人纳入官府体制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 科举制度不仅规范了士人行为方式, 而且规范了官府行为和官吏选拔方式。科举制坚持的“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 使大批地位低下、出身寒微之士脱颖而出, 为有条件读书者提供了同等的晋身机会。与以门第为主要依据的选官体制相比, 科举制度无疑是一种历史进步。
科举制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是限定了士人读书研习的范围, 确定了儒学的正地位;二是将读书与为官入仕勾连起来, 使“学在官府”体制得以维持和强化。通过科举考试, 一批士人成功登科, 拥有功名出身, 成为朝廷的后备官员。这种情况必然是“官学一体化”, 即官员学者化、学者官僚化。科举制度下的官吏即为学者, 而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要从政为官, 从而在制度上保障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变成现实。
任何一种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均有利弊, 推行时间长久容易产生积弊。科举制度同样难逃此律。科举制系为纠正察举之弊、九品中正之弊而来, 而经义八股又是为纠诗赋浮华之弊、帖括记诵之弊而来, 但久而久之, 它又产生“时文、经义, 以及表、判、策、论, 皆为空言剿袭而无所用者”的弊端。在近人看来, 科举制度并非不好, 关键是考试科目有问题:空疏无物、学而无用。西人林乐知之论颇具代表性:“中国开科取士, 立意甚良, 而惟以文章试帖为专长, 其策论则空衍了事也, 无殊拘士之手足而不能运动, 锢士之心思而不能灵活, 蔽士之耳目而无所见闻矣。倘能于文诗策论而外, 讲求尧舜禹汤之经济, 文武周孔之薪传, 中国不几独步瀛寰, 而为天下万不可及之国哉!”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科举制度在其初期是有利的, 本意也是良善的, 但行之既久, 弊端难免出现;当流弊未能及时革除而化为“积弊”时, 其消极作用遂成主要方面。一旦消极作用成为主要方面, 就自然受到时人的抨击而必须加以变革。
鸦片战争以后, 人们对科举制度开始进行抨击, 并发出了变革科举制度、改革书院课程的呼声。1898年1月, 总理衙门具奏, 议定以“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事合为经济特科;同时还提出“特科”与“岁科”不可合办, 特科无年限, “或十年一举, 或二十年一举, 候旨举行, 不为常例”。光绪允准总理衙门所议, 责令各省督抚学政, 务将新增算学、艺学各学院学堂, 切实经理, 随时督饬院长教习, 认真训迪, 精益求精。该生监等亦当思经济一科, 与制艺取士并重, 争自濯磨, 力图上进。这些改革科举的举措, 尽管因百日维新的失败而废止, 但随着庚子之乱后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 人们呼吁已久的科举制度改革再次启动并开始付诸实施。1901年初, 慈禧太后发布实行新政的谕旨, 张之洞等人上奏《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 提出了“酌改文科”建议, 减少了“四书五经”的比重, 逐年减少科举取士名额, 扩大学堂学生出身名额, 将科举和学堂合流, 以十年为期废除科举制。清廷接受该建议并发布诏书, 规定“嗣后乡会试, 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 五经义一篇”;并指出, 凡四书五经义一律不准用八股文。1904年初, 张之洞、荣庆、张百熙等重新修订学堂章程时再度联名上奏, 要求递减科举和推广学校。1905年8月, 袁世凯会同张之洞等人上奏, 主张为推广学堂必须停止科举:“就目前而论, 纵使科举立停, 学堂遍设, 亦必需十数年之后, 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 学堂有迁延之势, 人才非急切可求, 又必须二十余年后, 始得多士之用。”复云:“故欲补救时艰, 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 必先自停科举始。”
1905年9月, 清廷接受袁世凯等人的奏请, 正式下令停止科举考试:“方今时局多艰, 储才为急。朝廷以近日科举每习空文, 屡降明诏, 饬令各省督抚, 广设学堂, 将俾全国之人, 咸趋实学, 以备任使, 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 已准将乡、会试中额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 民间相率观望, 欲推广学堂, 必先停科举等语, 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 (1906年) 为始, 所有乡、会试, 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 亦即停止。其以前举、贡、生员, 分别量予出路, 及其余各条, 均照所请办理。”至此, 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废止。
科举制度是制度化儒学的核心组成部分。科举制度的废除, 切断了儒学与政治权力的联系, 动摇了儒学传播的制度根基, 中断了中国长期延续的“仕学合一”传统, 传统读书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 失去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有效通道。清廷规定:“科举既议停减, 旧日举贡生员年在三十岁以下者, 皆可令入学堂之简易科。”各省数万举贡、数十万生员不得不另谋出路, 纷纷流向与社会分工相联的各种社会新职业, 与朝廷的关系越来越疏离, 逐渐游离于朝廷政治和思想控制之外。
这些获得社会新职业的新士绅, 不得不接受与传统读书人完全不同的西学新知, 其知识结构及其理念悄然发生着变化。过去官学和书院中八股经义之类的教学科目, 变为近代学校中诸多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课程。如果说科举时代的书院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的话, 那么, 科举废止后的新式学堂则以西方新学为主。以传播近代新知为主的近代学校制度, 并没有给予儒学多么崇高的地位。儒学熏习的传统士绅阶层迅速瓦解, 儒学赖以传承的载体随之逐渐丧失, 朝廷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也相应削弱了。拥有西学新知的“知识人”阶层, 在清末民初迅速兴起。
废除科举制度后通过新式学堂培养出的人才, 是与传统读书人根本不同的近代新式知识人, 这些新式知识人构成了新的知识阶层。他们不再是儒学的承担者和承载者, 更失去了传统士人闻道、求道与卫道的使命。因此, 新式学堂的兴办及科举制度的废除, 必然从根本上动摇儒学的社会根基, 不可避免地导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衰落。
科举制度废止之后, 清政府为了维护儒学作为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仍然特别强调尊崇经学并极力维护儒学独尊地位, 力图从制度设计上强化对新知识阶层的思想控制。《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规定:“今学堂奏定章程, 首以经学根柢为重。”1906年, 清学部颁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 宣称孔子不仅是“中国万世不祧之宗”, 而且是“五洲生民共仰之圣”。学部还奏请祭孔由中祀升为大祀, 慈禧太后批准:“孔子至圣, 德配天地, 万世师表, 宜升为大祀, 以昭隆重。”规定学校在春秋入学及孔诞日应“祀孔”。这些措施, 旨在谋求在教育制度改革中维持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独尊地位, 维持中国传统的社会伦理秩序和孔子的伦理权威。
然而, 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的情景并未因此改变。张之洞指出:“近数年来, 各省学堂建设日多, 风气嚣张日甚。大率以不守圣教礼法为通才, 以不遵朝廷制度为志士。即冠服一端, 不论文武各学, 皆仿效西式, 短衣皮鞋, 扬扬自诩……至于学堂以内, 多藏非圣无法之书, 公然演说, 于读经讲经功课钟点, 擅自删减。以及剪发胶须诸弊层出, 实为隐忧。”科举制度废止之后, 儒家经典在新学制中难以找到合适的地位, 张之洞等人设计的大学“经学科”受到人们的讥讽和猛烈抨击, 儒家纲常伦理赖以生存的制度依托发生根本动摇, 儒学衰亡遂成历史必然。陈寅恪论儒家伦理观念在近代的变迁时指出:“近数十年来, 自道光之季, 迄乎今日, 社会经济之制度, 以外族之侵迫, 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 无所凭依, 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 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
儒学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制度之“皮”已经发生“剧疾之变迁”而不复存在, 遂使主“纲纪之说”的儒学之“毛”无所凭依, 儒学的“销沉沦丧”便成为必然。制度化儒学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而解体后, 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成了无所依托的“游灵”, 其独尊地位的动摇及彻底崩溃便是迟早的事情。伴随着儒学的衰落, 儒学熏习下的传统士绅阶层加速向新知识阶层转化, 清政府统治的社会根基动摇了。
新知识阶层的兴起
科举制度废止后, 一个迥异于传统读书人的新知识阶层迅速兴起, 改变了清末民初的社会结构。近代中国的新知识阶层的出现并不始于科举废止之时, 但科举制度的废止无疑加速了这个新知识阶层的崛起。
传统读书人转变为近代新式知识人, 是由于晚清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使然。近代知识人的出现, 是在晚清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西学东渐的结果, 导致了晚清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及新知识阶层的产生。近代知识人赖于两种渠道产生:一是从传统读书人 (士绅) 接受近代西学新知后蜕变而来;二是从新式学堂学生接受西学新知培养而出。
从19世纪60年代起, 在洋务运动过程中创办了许多新式近代学堂, 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知识人。洋务新政伊始, 就与新学人才的培养密切相关, 从1862年到1904年间约有几十个新式学堂建立, 其中仅外语及西学堂约15个, 军事等专业学堂约30个。这些旨在培养新式人才的各类新学机构, 突破了中国旧学规制和教育内容, 开始按照近代社会分工和学科分类的特征设置教学内容。新学人才也由此逐步脱离了“学而优则仕”的封闭式社会流动轨道, 主要以其技能和专业知识背景进入社会。据统计, 京师同文馆的学生流向, “有加入电报局, 或任制造局、船政局、军事学校之要职的”;而北京、上海、广州同文馆122名毕业生中, 有22人从事教育、医学、农工商等业, 占13%。到清末新学体制形成后, 新学的知识结构及其学科分类覆盖已经比较全面, 科学技术专业的新学人才明显增多。清末127所高等专门学校中, 理工农医类学校共23所, 学生达2195人, 占全部专科学生总数的9.2%。据1915年统计, 在94所专科学校中有工农医类学校29所, 学生4763人, 占全部学生总数的19.8%。
新型传播媒介的变革, 为近代知识人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报刊与近代出版业为读书人提供了新的生存方式, 固定的薪金与稿费制度帮助他们成为报人或独立撰稿人。近代的都市化造就大批市民, 他们有稳定的收入, 固定的闲暇, 构成了文化市场, 促进了新闻出版业的发展。”晚清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报刊、出版机构, 需要聘请中国学者合作。这些合作者遂成为中国最早一批新式知识人。他们与传统读书人有着较大区别:靠出卖知识获取生活资料, 有着固定收入和相对稳定的生活。
传统读书人的社会功能是为社会提供规范, 近代知识人则为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工化、专业化决定, 担负着不同的职业功能。他们开始远离政治, 致力于本专业的知识生产 (学术研究) 和知识传播 (教书育人) , 为社会输送人才。这样的社会职业, 遂使其与政治保持了相当大的距离, 不复为社会的中心而日趋“边缘化”, 也迫使他们不得不为生计而谋划。近代知识之多样性造成了社会职业之多样化。故近代知识人在追求学术独立之同时, 亦将大学教授、专家及编辑等作为“稻粱谋”的职业, 追求其经济上之利益。
晚清西学的输入, 导致了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 导致了士绅职业选择的变动。传统士绅开始向新职业流动, 成为近代新社会结构中的“知识人”。从传统士绅向新社会职业的流动状况中, 约略可窥近代新知识阶层形成的历史轨迹。传统士人的职业选择, 多为入仕。传统士绅中蜕化而来的新知识人, 其流向由“入仕”逐渐转向商人、企业家、教师、编辑等社会职业。晚清新兴的“商”“学”“法”“工”等职业, 成为初具西方新知的绅士的选择目标。近代绅士被日趋细化的新职业所吸纳并趋于分化。20世纪初期, 社会新职业获得较快发展。绅士多舍弃“功名”的虚饰而谋自由职业之实事, 各种新式学堂之教职、报刊学会事业之编辑, 多为绅士获取。在1904年设立的“三江师范学堂”中, 有传统绅士50余人, 分授修身、历史、伦理学、算学、体育各科。1902年, 湖北巡抚端方奏保奖励的湖北教习, 多为绅士出身的新学堂教师。
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对传统读书人向新知识人转变的影响巨大。科举制度的废止中断了长期延续的“仕学合一”传统, 导致了传统“四民”社会解体, 传统读书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 逐渐转化为近代知识人。企业、公司、商务、学堂、报馆、学会、谘议局等新兴社会职业, 为转变中的士绅们提供了容身之所。新式学堂将有“功名”的绅士作为重要接纳对象。时人称:“青年学生, 不管是进入中学, 或者是进入高等专门学堂;不管是进入文学堂, 或者是进入武学堂;不管是在文明界中参加报馆、学会、图书馆、教育会或其他团体;不管是在军队方面到新军中应征入伍, 或者是进陆军小学, 进陆军测绘学堂等等, 没有一个人不受革命潮流的冲击。”在1905年至1909年时, 全国已有农业、商业、理工等专业学校16所, 学生1881人;实业学校254所, 学生16649人。至1909年, 全国共有2651名工商类毕业生, 多数对口供职。民初, 各级各类专业门专科学校达30多所, 每年在校学生约6000人左右;实业学校500多所, 每年在校学生约30000左右。
近代新式知识人, 更多的是从新式学堂中培养出来的。即便是传统士绅向近代新知识人转化过程中, 新式学堂也是不可或缺的过渡机构。获得社会新职业的士绅, 尤其是大批进入新式学堂的士绅, 不得不接受与传统读书人完全不同的西学新知。过去八股经义之类的教学科目, 变为近代学校中诸多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课程。
如果说科举时代的书院课程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的话, 科举废止后的新式学堂则以西方新学为主。关于晚清学堂学生知识结构的变化, 台湾学者张朋园根据陈启天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 将小学、中学、师范三类学校在清季及民国两阶段相互比较后认为:第一, 清季新式学堂设立之初, 无论小学、中学或师范学校, 惟恐一旦纳入新式课程, 学子尽弃传统知识, 因此读经课程仍占相当比重。尤其是高小及师范学校特别重视读经。第二, 到了民国时期, 读经的课程显然减少了。清季占27.1%, 民国仅得8.4%, 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政府明令废止读经后, 传统知识的课程更为减少。第三, 新式课程, 数理化三者, 小学仅授算术, 中学则授代数几何、三角及理化, 另有博物及外国史地。清季占38.2%, 民国占34.9%, 两时期相差虽然不大, 但在全部课程中, 比重已超过三分之一。第四, 读经的课程在高小较重, 而新式课程则在中学及师范学校较重。15故得出结论:“由新式学堂的兴起而知有新知识的兴起, 由新知识的兴起而知有知识阶级的蜕变。中国的传统社会由知识阶级与非知识阶级所组成, 前者领导后者。自科举考试之废除, 旧的绅士阶级不再有继起者, 新式学堂的兴起, 知识阶级的内涵亦为之一变。”
科举制度的废弃和新式学堂的兴建, 逐渐形成了一个追求西学的新知识群体, 出现了西学新知取代传统旧学的趋势。据1910年的《四川教育官报》载:“近日办学官绅亦知旧学关系紧要, 无如学堂门类实繁, 晷刻有限, 既不能肄力以稽古, 自无由取精而用宏, 且各种学科多用译本, 学子操觚率尔非特据新词竞相仿较。”正因学堂学生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故有人叹曰:“学堂奏定章程非不重四书五经, 然大概多视为具文。盖办学之人既多尚新异, 而教科太形糅杂, 势亦相妨。上年在里, 十龄外幼童入学堂已四五年, 尚未读四书五经者, 可为叹息。”地方乡绅刘大鹏发出了学堂“所学皆洋夷之学, 孔孟之学俱弃之而不一讲求”的抱怨。这些或从传统士绅转化或从新式学堂中培养出来的新式知识人, 在知识结构、理念上均发生了根本变化。正如金耀基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已非知识与社会价值的垄断与独占者;他们不再与政治权力必然地连在一起;他们不再是一个明显的身份的知识的集团;他们不再是社会金字塔顶层上的人;他们不再是一个排他性的特权阶级。”这个新知识阶层“不是一个以权力、身份为基础的阶层, 而是一个以知识、成就为基础的阶层”。
新知识阶层的期望与失望
科举制废除后, 为了笼络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新知识阶层, 将其纳入朝廷的控制体制中, 清政府在制度设计上采取了“学堂与仕进混合”、“抡才与育才并一”的做法, 实行学堂奖励出身制, 将传统科举制的抡才制度与近代学堂的育才制度简单地进行嫁接, 旨在延续传统科举制度的“学而优则仕”, 将新式知识阶层包容到体制之内加以掌控。而学堂奖励出身制度的被迫停止, 意味着清政府在后科举时代笼络新式知识阶层的失效。
晚清新出现的新知识阶层对清政府的态度, 经历了对朝廷寄予希望、游离观望、失望乃至绝望的变化过程。清季每次政治变革的挫折, 都会导致新知识群体的分化, 都会促使部分有识之士放弃对朝廷的幻想, 促使他们最后变成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兴办, 新知识阶层迅速兴起并成为有较大政治影响的社会力量, 改变了清末民初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此时新知识阶层包括的三股势力对清政府有不同的态度: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激进分子走向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对清政府的新政着力于揭露和批判;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虽对清政府的新政抱有很大希望, 但却被清政府排斥于新政之外, 故也对新政进行抨击。这样, 清政府实施新政所能依靠的社会力量, 只能是体制内的倾向改革的开明官僚、士绅及迅速兴起的对朝廷不谋而合抱有希望的部分新知识阶层。
清政府旨在通过学堂奖励出身制、官制改革, 将部分新知识阶层吸纳进朝廷掌控的体制之内。而进入像省谘议局这种并无多少实权的机构的立宪派知识群体, 仍然处于政治权力的边缘, 并没有多少实权。作为清末立宪派的中坚力量, 他们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举措抱着极大的期望, 对预备立宪一度有着很高的期望值, 希望通过政治变革改善自己的政治处境, 获得更多的参政机会。所以, 以新知识阶层为骨干和中坚的立宪派, 真诚地推动清政府加快立宪步骤, 并为之积极呼号。
在清政府宣布“仿行立宪”以后, 国内外的立宪派立即活跃起来。他们纷纷组织成立代表新式知识阶层利益的政治团体, 其中著名的立宪政治团体有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宪政讲习会等。然而, 由于清政府没有宣布实行立宪的时间, 更由于官制改革出现了满人集权的趋势, 他们对清政府的“仿行立宪”做法明显地表达了失望之情。
在立宪派看来, 清政府的政治改革方案, 实际上是欺骗人民的缓兵之计, 它的目的不是实行宪政体制, 而是以空头支票的方式给人民以虚幻的希望。立宪派要求实行君主立宪, 召开国会, 是要限制君权, 参与并分享政权。他们不满足于“仿行立宪”给人民以虚幻的希望, 决心用自己的行动去争取。于是, 宪政讲习会首先发起了面向清政府的国会请愿运动。他们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 并且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这一行动得到全国各地响应, 各省还派出代表进京请愿, 一时声势很大。
在这种意外的政治压力下, 清政府于1908年7月批准并公布了《资政院章程》和《谘议局章程》, 同意在中央设立资政院, 以作议院基础;在各省设立谘议局, 要求谘议局在一年内设齐, 资政院在1910年开会。8月27日, 清政府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核准了宪政编查馆拟定的九年为期, 逐年筹备宪政, 期满召开国会的方案。但立宪派对清政府九年立宪的承诺并不满意, 期望越快越好, 因此发起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国会请愿运动。1909年11月, 共16个省的谘议局代表云集北京, 举行“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次年1月16日, “请愿国会代表团”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 要求清政府“期以一年之内”“速开国会”, 以定治本大计。清政府的上谕断然拒绝了请愿代表的要求, 坚持照原定九年的期限, 循次筹备立宪事宜。
清政府的顽固态度, 进一步激起立宪派的反感, 他们迅即组织第二次请愿活动, 并向都察院递交了第二份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的请愿书, 警告清政府早开国会, 不要搞政治敷衍。立宪派的第二份请愿书依然没有得到清廷的善意回应。清廷的做法, 使原本与清政府密切合作的立宪派大失所望, 其离心离德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梁启超指出:“国民所以哀号迫切再三吁诉者, 徒以现今政治组织循而不改, 不及五年, 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 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 8月15日, 请愿国会代表团召开评议会, 议决再向清政府请愿。面对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 清政府最高决策层接受督抚们的建议, 遂于11月4日发出上谕, 宣布预备立宪的期限由原定的九年缩短为五年。清政府的这一政治决策, 虽然是被迫的, 但还是对国内日益高涨的立宪运动的善意回应。立宪派仍不满意。清政府的政治决策, 毕竟是对先前九年立宪的让步, 这一让步, 在某种程度上更激励各立宪团体的政治激情。在清政府宣布该决定之后, 东三省的代表再次到京师递请愿书, 要求清政府明年召开国会。
对于这种两难的政治处境, 清政府没有再犹豫。它命令军警将东北请愿代表押解回境, 同时谕令有关督抚, 对学生滋事予以弹压, 从而, 坚决地拒绝了再次缩短立宪年限的要求。国会请愿运动成了极有效的政治动员, 朝廷虽然被迫缩短了预备立宪的年限, 依靠政治强力压制了激进的请愿代表, 但清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在数次的请愿运动中消耗殆尽, 陷入了极端孤立的状态。
清政府加紧权力的集中与控制, 将国家政治的主导权进一步集中在满洲贵族尤其是皇族的手中。1911年5月, 清政府宣布实行责任内阁, 仿日本、德国体制, 总理大臣只对君主负责, 不对议会负责;议会虽有弹劾之权, 却不能干涉内阁大臣的升贬。清政府任命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 在这13人的内阁中, 皇族成员为责任内阁的基本构成, 其中, 皇族占7人, 另有满族2人, 而汉族仅有4人。这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名单一经宣布, 即举国哗然。原先对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立宪派除了失望, 就是愤恨。他们虽然还继续通过正常的渠道向清政府表示他们的不满, 但实际上已经开始与清政府离心离德, 甚或有一部分人逐步转向支持革命, 或已经变成了革命者。外受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猛烈进攻, 内又失去了立宪派知识群体的强力支持, 大清王朝距离自己的灭亡已经不远了。
从表面上看, 以立宪派为代表的新知识阶层是因国会运动、皇族内阁问题而与清政府离心离德、分道扬镳的, 但实际上两者的分离有着更深层的原因。新政所推行的种种变革措施, 无论是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制还是政治体制的有限改革与法制改革, 都必然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社会与政治整合机制, 但推动这一变革的清政府却无力以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来吸附和制衡旧体制瓦解后大量出现的疏离分子和新型人才, 其结果只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一方面, 科举制既是维系朝廷与社会精英关系的重要纽带, 与成千上万的士人举子“性命相依”, 当科举制作为现代化的梗阻被废除后, 清王朝不仅陡然失去原有的社会支持基础, 中断了与士绅阶层的联系, 在原来以举业为生活目标的士子中, 离心倾向越来越强烈, 反叛情绪普遍酝酿。另一方面, 清政府因“人才之贫”而广为创办新式学堂与“多派士人出洋留学”, 迅速催生了新知识阶层的崛起, 但僵化腐败的政治体制和陈旧儒学为正统的意识形态, 全然无法吸引和整合这个新式知识阶层, 无法有效地将其吸纳进朝廷的官僚体制之中。即便有少数新式知识人被吸纳进清政府的体制之内, 也多处于政治权力的边缘, 没有掌握多少实权, 根本不能满足其参与政治的诉求。
为什么清政府不能有效地吸引和整合这个新式知识阶层呢?这是因为清末新政是由一批曾仇视改革或与改革为敌的人物完成的一场带有革命内容的改革, 政治立场及政治利益决定了他们难以真正容纳新知识阶层。从新政的计划来说, 无疑是保守的, 其保守性最典型地体现在:新政的主持者和举办者多为曾经反对过变法的旧官吏。清末立新制而不易旧人, 由曾与改革为敌的人物来推行新政, 不仅冲淡了新政的革新色彩, 而且限制了新政的历史展开。新的制度必须有新的价值观念、思想和行为模式与之相适应, 否则绝不可能赋予新制度以真正的生命力, 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性结局也就不可避免。就当时的新政来说, 直接参与其事的“枢臣疆吏”有奕劻、载泽、戴鸿慈、袁世凯、端方、荣庆、铁良、载沣、绍昌等。这批人中凡有立宪倾向的, 大多只是“言官”而没有实权, 其余绝大多数仅有王朝自救意识而无变革意识, 既无实施宪政的诚意又缺乏推行宪政的能力。掌握新政实权的这些旧派官吏, 很难吸纳和重用以立宪派为代表的新知识群体。
清末新政的计划虽然是保守的, 但其内容却是激进的, 具有革命性的变革意义。新政的推行, 必然会碰到来自保守的既得利益方面的顽强阻力, 侵害到一大批清政府官吏的既得利益。这种触动清政府内部既得利益的结局, 必然导致利益的重新分配和权力的再组合, 而这种权力的再组合, 必然导致清政府内部矛盾的激化和冲突, 使清政府上上下下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 根本动摇了清政府赖以生存的统治基础。立宪派知识群体自然期望在立宪改革中获得更多的权利, 进而改变自己的政治命运, 但官制改革的失败和“皇族内阁”的出台打破了这种幻想。
不仅如此, 这些新知识群体的出现, 还导致国内关于政治变革的要求越来越高, 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当清政府无法满足这些日益激进的要求时, 以立宪派为代表的新式知识群体转而向相反方向转化。清政府在官制改革上的保守和决定将预备立宪的时间定为9年的举动, 无法令他们满意, 尤其是新成立的责任内阁中满人和皇族占绝对优势的事实, 不能不令立宪派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真诚表示怀疑。而一次次立宪运动被清政府镇压的事实, 更激化了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矛盾与冲突。正是由于新政的这种保守性, 使清政府失去了包括立宪派在内的社会一般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清政府曾把推行新政当作永固皇基、熄灭革命火焰的灵丹妙药, 但历史偏偏捉弄了欺骗历史的清政府。以新政挽救王朝危亡的动机, 换来了推翻王朝以实现改革的结果, 历史十分吊诡。清政府废除科举及兴办新式学堂, 是想造就“尊崇孔教, 爱戴大清国”的人, 但无论是在国内新式学堂中还是在留学生中, 清政府并没有获得多少为己所用的人才, 反而造就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历史就是这样的冷酷无情, 历史就是这样喜欢作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