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重要交通物流通道建设。西部大开发实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2019年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分别达到5.6万公里和5.8万公里，分别是2000年的2.5倍和15.7倍，但路网密度明显低于东中部地区，路网结构不够合理，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作用需要进一步强化。因此，应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重点，继续加大支持力度，特别是推动重大交通走廊、重大物流通道建设，进一步畅通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循环。加快包海高铁大通道建设，打通鄂尔多斯—延安—西安—重庆瓶颈路段，进一步推动呼包鄂榆、关中平原、成渝三大城市群的交通互联、产业互动，打造引领西部地区开放开发的核心引擎。

　　增强创新驱动发展动力。我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是实现跨越升级的必由之路。西部地区科教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安、成都、重庆、兰州等大城市。因此，应按照优势互补、协同创新的发展思路，加大对西部地区科教资源丰富、创新发展条件较好城市和地区的支持力度，打造成为引领西部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动力源和增长极。与此同时，可在科教实力雄厚的地区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支持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中心，以打造成为西部地区创新驱动发展高地，引领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建设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实现进一步发展需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十三五”以来，西部地区对外开放迈出坚实步伐，但相比于东部地区，开放不足依然是制约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十四五”时期，应充分发挥西部地区向西开放的区位优势，支持西部地区建设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积极参与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强化政策引导，实现东部产业向西部地区有序转移。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腾笼换鸟”速度加快，我国产业梯度转移趋势明显，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既有利于我国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也有利于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从整体来看，今后在产业转移的政策导向上需进一步强化和聚焦。一是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对鼓励类的产业转移项目给予一定阶段或者差别化的税收扶持，形成政策洼地，积极吸引一批有意愿的企业和项目向西部地区转移，对不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项目进行严格限制。二是拓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内容，建设一批产业转移示范城市、示范园区，加快树立东西部产业转移合作的品牌形象。三是实施差异化的产业转移导向，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对于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可重点布局在发展条件较好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范围内，推动与本地产业耦合嫁接，打造产业集群;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项目可重点布局在中小城市，充分发挥其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带动城乡居民增收和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