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会引发连锁反应，从中衍生出形形色色的枝节问题：民权不平等、健康不平等、地缘政治不平等……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接受《北大金融评论》专访时表示，不平等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一个难题，从卢梭到马克思再到皮凯蒂，都在讨论和分析此问题。逆转不平等趋势要做长期打算，其中不能否定的办法是对财富收益和遗产征税，将财富本身创造的大部分收入用于公共开支，改善穷人生活。

　　贫困易解，不平等难解

　　《北大金融评论》：201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在全球扶贫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近年来，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备受关注。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近年来的研究对于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方面有何启示?

　　樊纲：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不一定都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发展问题的根本是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贫困本身不一定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正因为有发达国家存在，所以才能反射出一些国家的落后。历史上所有国家都经历过贫困的阶段，比如中世纪的欧洲。300 年前，英国收入水平不如我们现在高，但那时候它不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增长不是发展问题，因为没有国家的收入比它更高。当时它可能也存在贫困，但并不是发展问题。现在的发展问题是与发达国家的存在相联系的，是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

　　解决贫困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不一定是发展经济学本身的特征性问题，但发展中国家特别要研究贫困问题。世界上有很多经济学家，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对于摆脱贫困等问题做了深入研究，也取得了较高成就。比如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三位经济学家，他们用实证、实验的办法，从微观的角度做了很细致的工作，确实值得赞扬。而这些研究方法如何在不同的国家得到普遍应用，是今后需要进一步考虑和发掘的。

　　《北大金融评论》：您曾强调，随着收入差距扩大，相对低收入家庭的可见性支出提高幅度更大;您还通过研究指出，风险金融投资的正向效果主要来源于非农户口、高收入及高社会资本的群体。在当前零利率、负利率趋势的大背景下，这是否意味着收入差距可能还会进一步拉大?

　　樊纲：随着经济处在不同的阶段，收入差距也存在不同的特点。对于发展中、低收入国家，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不同部门的人和不同要素的所有者之间，具体表现为农民和一般工业劳动者的收入在很长时间内难以增长。在落后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产生的收入基本都归资本所有者、稀缺要素所有者和管理人才等所有。在刘易斯曲线中，当劳动供给曲线是一个水平线的时候，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

　　随着收入进一步提高，当劳动开始出现短缺的时候，这个趋势会逐步缓解。就像2007、2008 年后，我国农民工收入以17%、18% 的速度增长，使基尼系数趋于平缓。随着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收入会逐步趋于均等，这是经济增长本身的趋势。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增长，因为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阶层，他们需要满足很多现在还未得到满足的需求。在这个阶段，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增长，更多中产阶级的形成，对于我们消费和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目前世界上还存在这些情况：一方面，一些落后国家的经济迟迟得不到增长，处在低收入端，贫困一直持续;另一方面，在高收入国家出现的现象是资本财富收入持续增长，而一般的工薪收入很难增长，这是由资本和劳动供给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所导致的。这不是金融、利率的问题，其本质是资本和劳动收入在全球化竞争中出现了分离，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新趋势，即新资本论的基本含义。

　　在我国，早年由于劳动力过剩，新技术进步的收入都归属于资本，后来全球化趋势中又出现了新一轮资本和劳动收入的分离。因此，越是劳动收入，越不能增长，低收入阶层，甚至是中产阶级愈发无法积累财富。而资本收入随着全球化迅速积累，导致现在1% 的人持有90% 的金融资产，应该说是全球的收入分配在发生分化。

　　但是全球贫富分化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国别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长起来了，我们的人均收入从过去的一百美元上升到一万美元，缩小了整体70 亿人的贫富差距。但是多数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在拉大，尤其是发达国家目前特别突出，导致了民粹主义等各种各样的矛盾、分裂。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分析。

　　防止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的策略选择

　　《北大金融评论》：库兹涅茨曲线描述了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但继而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改善。您曾指出，中国的贫富差距加剧至少要20年才能逆转。库兹涅茨曲线是否符合中国现状?您如何看待不平等的长期趋势?

　　樊纲：逆转不平等趋势要做长期打算，不能指望中国的贫富差距很快就消失。十年前，我国农民工的工资有所上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解决所有贫富差距问题。贫富差距是非常长期的一个现象，我们要努力去做，尽可能地防止它扩大，不要到极端的地步。

　　总体来讲，中国教育水平在世界上较高，特别是在落后国家中，我们的基础教育是不错的，但能够受高等教育的人还是占非常少数。最近有一个现象是所谓的“6亿人”，有6亿人的月收入仅为1000元左右。同时月收入达10000-20000元的群体也不少，属于中产阶级，大致有3亿-4亿人，可以看出，收入差距还是蛮大的。

　　收入差距易导致“中等收入陷阱”，造成国内市场萎缩、产业升级乏力、增长停滞不前。对于收入差距，我给出的解释是刘易斯拐点。库兹涅茨曲线是一个统计曲线，没有理论基础，刘易斯拐点是库兹涅茨曲线中差距最大的那一点。开始时劳动工资是给定的、不可增长的，由于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带来的收入增长都变成了资本和稀缺要素的增长，因而导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到刘易斯拐点之后，当劳动者的收入等于其边际生产力的时候，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便可以成为劳动者的收入，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这是发达国家的情况。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资本继续投入，劳动也进一步增长，劳动工资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提高，这便可以使得在到达刘易斯拐点之前，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因素逐步消失。而且随着收入的提高，社会保障会不断改进，一次分配之后再通过税收做二次分配，来弥补一些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保障还是很重视的，政府在医疗、教育、卫生方面的投入比重较大。

　　我相信中国能够避免像拉美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当年拉美地区因为国内收入差距过大，左派上台后宣扬民粹，增加社会福利，而右派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之后要么取消社会福利，要么给富人和企业减税，结果导致财政、货币、债务危机，经济停滞了十年后又掉入陷阱。我相信中国能够避免这个陷阱，因为我们既会避免极端的收入差距拉大、两极分化，又能避免极端的民粹主义。

　　要想达到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前提是要有平等的机会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有效改进。这不是10年、20年就可以改变的，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过度乐观，也不要过度悲观，努力防止收入差距极端的分化，实现稳步发展，在长时期里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当时还有人说，要20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简直是“置贫困于不顾”，但我说如果急着要解决问题，也许三五年后便面临经济危机，穷人会更贫困。一个持续、逐步的发展演变，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特别是对低收入阶层，因为一旦发生危机或大的动荡，首当其冲的是低收入阶层。在防止发生大的危机或波动的前提下，实现平稳发展，逐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方案。

　　《北大金融评论》：在贫富差距方面，很多人关注的是财富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在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特征。比如很多发达国家是经过技术革命后收入剧增、财富积累;但在中国，资本流入大城市后成倍地抬高了房价，从而导致巨大的财富不平等。您认为我们的财富差距还会加剧吗?有什么应对措施吗?

　　樊纲：这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还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正如皮凯蒂所讲的，财富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各种要素收益，因为财富本身利滚利，可以产生新的收入。比如美国在此次疫情中，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财富效应，大家拿着钱去炒股，股市大涨，但一旦泡沫破裂，最先受到打击的还是小股民。对于资本市场波动带来的财富差异，目前没有一种理论方法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唯一一种不能否定的办法是按皮凯蒂所说的，对财富收益和遗产征税，将财富本身创造的大部分收入用于公共开支，改善穷人生活。如果不这样做，财富差距一定会继续拉大。中国对劳动工资征税，但对个人资本收入是不征税的，没有房产税和资本利得税，而这可能是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只要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增长速度高于工资的上升速度，便一定会在财富上出现两极分化，而且一个人一旦处于财富的弱势地位，就很难改变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在高增长时期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历史上最激进的办法是彻底地重新分配财富。目前，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用高税收(70%-80%税收)的方式来实现福利社会主义，但其他很多国家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高税收方法并不适用。

　　一直以来，不平等问题都是人类的一个难题。从卢梭到马克思再到皮凯蒂，都在讨论和分析这些问题。在金融行业蓬勃发展的当下，金融资产又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而这可能是一个相对新的问题。虽然基本的逻辑是一样的，但金融具有“脱实向虚、自我循环”的特征，即使实体经济不景气，金融依旧可以通过自我循环产生资产溢价。因此金融对于收入分配的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