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经把人格自下而上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孔子家语·五仪解》记载了孔子在回答鲁国国君鲁哀公的询问时的一段话，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意思是说，人有五种，一个国君如果能够把这五种人了解清楚，治理国家就容易了。然后鲁哀公分别问什么是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孔子分别作了回答。因为原话比较长，这里就不引用了。

　　孟子把人格分为六类：善人、信人、美人、大人、圣人、神人。《孟子·尽心》中有一段话：“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意思是说值得追求的叫作善，自己有善叫作信，善充满全身叫作美，充满并且能发出光辉叫作大，光大并且能使天下人感化叫作圣，圣又妙不可测叫作神。这里在圣之上还加了个神。这个神不是宗教迷信当中鬼神的“神”，而是儒家强调的妙不可测的一种境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就形成了希贤希圣的人格理想追求。所谓希贤希圣就是从低层次的普通人不断地经过修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升到更高层次，直到圣人，达到理想境界。这里讲一个故事：公元1267年，也就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中秋十五的月夜，秋高气爽，万籁俱寂。此时，在河北保定容城的一座庭院之中，有一位以“静修”自号的儒者刘因，面对这样的月夜却是饮酒无味，拨弦无声。百无聊赖之际，随手拿过一部北宋周敦颐的《通书》翻阅起来。这个周敦颐可不能小看。他被推崇为“道学宗主”“理学开山”，眼下这部《通书》便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此书虽然以“通”为标识，可对于刚刚接触理学思想的刘因来说，却显得深奥而难“通”。尤其是读到书中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一段时，更是不知所云，不觉感叹道：“这周先生可真是迂腐至极!上天浩荡，高明难测，哪里是人可以希望达到的呢?真是误导后人啊!”感慨之余，禁不住诗兴大发。吟风弄月之中，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恍惚之中，刘因进入了一个清明透亮的世界，只见三位气度不凡的老者正向他走来。刘因赶紧迎为上座，再拜而请益。原来，他们一位就是“襟怀洒落，如光风霁月”的周敦颐，一位是有“风月情怀，江湖性气”的邵雍，一位则是有“淳古君子之风”的张载。三人本都是北宋理学的创始人，但此刻却都是一派仙风道骨。在邵雍和张载先做了一番介绍之后，沉默不语的周敦颐缓缓开口道：“你小子不是怀疑我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成圣之路吗?其实，这条道路所揭示的人生追求，不仅是士(读书人)可以达到的，而且是天下之人皆可以实现的。”刘因闻听却更为糊涂了。周敦颐只好再一次对他的观点进行阐发：要知道，存在于天地之间的，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理。在理的普照下，人人都得以禀赋上天的完备纯正之气而降生。这一点，是一切道德进步所以可能的最根本的前提。从此前提出发，不论圣人、贤人还是普通人，从本性上讲并无差别。如果真想要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只要踏踏实实地努力“静修”，充分发挥内在的先天善性，就没有什么目标是达不到的。当然，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是有的，对此没有必要否认。但这并不影响以圣人为榜样的理想目标的确定和朝着这一目标努力的行动本身。只要尽心了，即使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如目标在圣，却只达到贤，也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士、贤、圣、天这四级境界虽有高低的不同，但都是道德进步过程中的具体阶段，最终都是要实现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所以所谓希贤、希圣、希天，中心的问题还是希圣。这下刘因明白了，也醒来了。

　　希贤、希圣后来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不管能不能成为圣人，他们都自己努力以成为圣贤为人生目标，汲汲以求，有的还对后代寄予巨大的希望，在为小孩起名时都喜欢用希贤、希圣，对孩子表达这样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