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商品两重性的分析推导，认为国有企业，当时还叫全民所有制企业，作为企业本身也是商品，它也是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的综合，正如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可以分离一样，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也可以分离。以“两种所有权的分离”指导企业改革，国家侧重全民资产的价值形态，而实物形态所有权赋予企业，从理论上说，更有利于政企分离，使企业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独立主体。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国家从管企业转为重点管资本，但企业不是资本吗?还是按马克思说的，资本的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更准确一些。

　　但是1984、1985年的时候，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刚发表，大家都在讲“两权分离”好，我提“两权分离”有理论局限性，内部开会也没有回应，有的人还批评我。没有杂志报纸能发表这种文章。

　　记得是1986年，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和经济日报合办《中国企业家》杂志，我当时是研究会的副秘书长，让我为名誉会长起草《中国企业家》发刊词，我顺带把自己关于企业改革理论的探讨文章也推荐给杂志社了。

　　文章发表在一个刚问世的非主流经济学刊物上，没想到马洪主任看到了，他打电话给当时经济日报的副总编辑张沛，说这篇文章提到企业改革可以实行两种所有权的分离，国家主要管价值形态，在这个基础之上国有资本的价值形态可以往民营企业投，竞争性的全民企业可以接受国家的钱，可以接受民间的钱，外资的钱，形成混合所有制，国家设立投资公司等等，写文章的人是谁啊?张沛说是个年轻人，马洪说文章有新意。经张沛同志转达马老的看法，引起当时国家经委负责企业改革领导的重视，袁宝华主任、张彦宁副主任、沙叶秘书长(曾任企业局局长)、企业局的王继勃副局长等，在不同场合提到我的观点，认为可以进一步探讨“两权分离”理论。后来《改革》、《经济参考》、《企业管理》等先后发表了我有关这方面研究的文章。1987年国家经委成立高级职称评委会，选一个年轻人，我那时候连中级职称都没有，直接进了高级职称评委会。我想，如果没有马老最初的提携，我不可能直接进入高级职称评委会，同时被授予高级职称。这件事大大提升了我对经济理论研究的信心，对我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之前到处碰壁，缺乏自信。尽管我没有缘分直接向马老请教，但马洪同志的纪念会我要来，表达我多年埋在心底的感激之情。

　　回想80年代那个时期，对经济理论的探讨相当宽容，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刚定下来，作为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年轻人，我对文件中“两权分离”理论法提出自己的看法，提出这一理论有局限性，包括当时被推崇的东欧国有企业改革也有局限性，而马老当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根本不认识我，能够从一个很不起眼的杂志上发现我，当时国家经委的一些老领导，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还鼓励年轻人直面企业改革的实际问题，解放思想大胆探索，那种氛围正是今天我们社会智库应当继承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