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循吏通过礼义道德教化、发展地方教育、整顿社会风俗等方式将“以教为治”的观念付诸实践——

　　循吏群体形成于汉代，宣帝以后其队伍不断扩大，成为汉代官僚群体中的特殊类型。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亦师亦吏”的双重作用。在社会治理中，汉代循吏通过礼义道德教化、发展地方教育、整顿社会风俗等方式将“以教为治”的观念付诸实践，这对于稳定乡里秩序和促进蛮夷边地对华夏的认同有着重要意义。汉代循吏的社会治理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对当代社会治理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思想渊源

　　循吏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借用5位春秋时代良吏的事迹归纳了心中循吏的标准。其中，孙叔敖“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这说明司马迁把教民看作循吏的主要职责之一。归纳《汉书》《后汉书》所记载的18位汉代循吏，他们大多是郡守或县令等地方官，在治理地方时都十分重视教民。比如，“(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黄)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究其思想渊源，汉代循吏重视教化治理模式源于儒家“以教为治”的思想。

　　《说文解字》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段玉裁注曰：“上施故从攵，下效故从孝。故曰：教学相长也。”从字面理解，“教”是一个“上行下效”的单向过程。在儒家语境中，“教”是古代中国“政教合一”传统中的一项政治实践，兼具社会性和道德性，是统治者通过传递政治要求、价值观念使下层民众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更化社会风气，从而达到政局稳定、社会和谐的一种统治手段。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也逐渐受到重视。董仲舒谓：“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他认为社会治理依靠的不是刑罚等国家强力手段，而是要依靠润物无声的道德教化。他提倡发挥礼乐和教育的教化功能，主张设立国家层次的太学以及地方的庠序，并且简省刑罚，以由上及下推行教化的方式更化风俗。这与汉武帝“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一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的政治要求不谋而合，也为循吏的教化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

　　“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

　　吏以治民，师以教民。“以教为治”的治理观念要求循吏在担任地方官的同时扮演“师”的角色。这种“亦师亦吏”的角色定位有其历史渊源，即三代以来形成的“以吏为师”的传统。

　　汉代延续了三代以来“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汉文帝说：“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汉景帝也说：“夫吏者，民之师也。”实际上，循吏“吏”与“师”的双重身份相辅相成，在社会治理中这两种角色相互融合、渗透，而非有学者所说的“汉承秦制，故严格言之‘吏’的本职仍然是奉行朝廷的法令。不过由于汉廷已公开接受儒学为官学，因此不得不默认地方官兼有‘师’的功能而已”。以颍川太守黄霸为例，史载“霸少学律令，喜为吏”，“为人明察内敏，又习文法，然温良有让，足知，善御众”，是典型的文吏。因夏侯胜非议诏书一事受到牵连，入狱三年，跟随夏侯胜研习《尚书》，渐受儒家思想浸染。黄霸复出后，将儒家“以教为治”的思想运用到颍川的治理中，“时上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太守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黄霸为政宽和，“力行教化而后诛罚”。治颍川八年“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黄霸的政治实践表明，汉代循吏的“亦师亦吏”双重角色定位是对三代及秦的“以吏为师”传统的统合与升华：循吏上承三代“君师合一”之遗风，重拾礼乐伦理规范以化民成俗，使“吏民乡于教化，兴于行谊”，同时又继承了秦政“以吏为师”的“法治”精神，将帝国政令作为“教”的重要内容，“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并在民间颁行条教，承担作为帝国官僚的职责。

　　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实践

　　在“吏”与“师”的双重身份下，循吏不仅涉身于纯粹的行政事务，还要以“师”的身份从事教化工作。《周礼·地官·大司徒》云：“四曰联师儒。”郑玄注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按：“艺”当为“义”，《北堂书钞·礼仪部》引郑玄注“乡里教以道义者”，并谓“《地官》注作道艺”。乡里之间传播道义是循吏作为“师”的基本责任。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孔子看来，理想的社会秩序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和礼治秩序。循吏所遵循的“道义”即是儒家的“德治”和“礼治”。

　　发展教育是循吏实现“以教为治”的重要途径之一，儒家历来重视教育，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广招门徒，兴办私学，打破了西周“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制度。孔子的平民教育的实现为“礼下庶人”提供了可能。《礼记·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发展教育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途径。文翁“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古代的学校教育以教民为目的。《孟子·梁惠王上》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朱熹注曰：“庠以养老为义，校以教民为义，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文翁开创了汉代地方官建立地方学校的先河，培养官学弟子，为基层行政队伍输送人才，使得蜀地风俗大为改观，“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此后重视地方教育者众多，如“(牟)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伏恭“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他们都是受到文翁的影响。

　　“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整顿风俗也是循吏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孟子·滕文公上》：“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居上位者的品行，会直接影响下层社会风气的形成。这首先要求循吏要正己修身。只有提高自身修养，成为民众之表率，才能担负起教化一方的责任。“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整顿风俗要根据各地风俗以教化的方式进行疏导。《汉书·循吏传》载：“(龚)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渤海太守龚遂躬亲劳作、劝民农桑，改变了重商贾、轻农业的社会风俗，不仅使渤海地区农业生产水平得到提升，也使得社会秩序更加和谐稳定。

　　循吏整顿风俗与儒家所倡导的民族观密切相关，儒家所倡导的民族观是基于文化认同的民族观。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不用华夏衣冠，被视为夷狄化的象征。如韩愈所概括的：“孔子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汉初承秦立国，疆域辽阔，七国旧地已是风俗各异，“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贾谊曰：“夫移风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为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这体现了汉儒整顿风俗，在天下秩序中构建华夏认同的追求，循吏任延治理九真是对这一追求的具体实践。九真地处华夏边缘，属化外之地，任延通过推行华夏嫁娶礼法，整顿边境风俗，从而建立起九真对华夏的认同感，这对于稳固汉帝国的统治秩序具有积极作用，正如学者葛兆光所说：“如果没有一个新的认同基础，变化了的国家很难建立稳定的秩序。”

　　循吏“以教为治”的政治实践让我们看到了儒家以礼治为核心、以教化为途径的“治道”之合理处，提示我们在当今社会治理中，将礼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在灵活地发挥政府教化职能的同时，鼓励民间教化组织在继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理念的基础上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性和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