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最早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突显

　　所谓“最早的中国”，核心要素有三：一是国，二是中，三是最早。三者之中，某一遗址或文化是否已经进入“国”的阶段，有具体可视的考古材料为依据，其年代是否为“最早”，这是考古学上的相对年代问题，都不难判断。唯有是否为“中”，纯属观念上的认识，未必一定见诸于考古实物，因此最难识别。

　　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中国”表述，但“中国”观念显然并不始于何尊，这一点从西周初年周人对成周的称呼上即可证明。除了“中国”，周人也称成周为“东国”和“东土”。成周既是“中国”和“中土”，又是“东国”和“东土”，看似矛盾，实则不然。所谓“东国”和“东土”，这是周人从本族立场出发而言的，周人习惯上自称其居地为“西土”，其人为“西土人”或“西土之人”，相对而言，成周自然是“东国”或“东土”，这是对成周地理位置的客观描述。

　　成周称“中国”和“中土”，源于洛阳盆地的伊洛河流域本是“有夏之居”，久有“中国”的成说。《史记·周本纪》记周公营成周的过程为：“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在这里，周公强调洛邑为“天下之中”的两点理论根据——“居九鼎”和“四方入贡道里均”——都是针对夏王朝而言的。“九鼎”是夏王朝奠定的政治正统的象征物，而四方诸侯的纳贡则代表了天下万邦对此种正统的广泛接受。

　　因此，成周“中国”说，不是武王、周公兄弟的新发明，而是周人对夏商王朝政治传统的认同和继承，这就充分证明至少在三代人眼中，“中国”和“夏”是密不可分的，无“夏”则无所谓“中国”。成周“中国”说，标志着“中国”是超越族属的政治正统，是夏、商、周三族共同遵守的政治秩序，也是他们作为执政者对自身文明高度的自我标榜。正是缘于“中国”的这种实质，“中国”的称谓是可以随着政治实力的增减而转移的，原本力量弱小、被商人役使的“西土之人”——周人，在殷周鼎革之后，也每每以“中国”自诩，陶醉于“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主张“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鄙视“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长此以往，到春秋之世，“中国”已经完全转化为一个文化符号，成为“华夏”的异称，是中原华夏诸国对自身文明程度的自矜，也是他们与四方戎狄的文化区隔。

　　现在学术界普遍相信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晚期都邑，从而为“有夏之居”“中国”说提供了关键性的考古学证据，这是对成周“中国”说的考古学诠释，意义极其重大。因此，我们在追溯“最早的中国”时，必须回归到政治和文化层面来思考，必须围绕中原华夏文明这个核心来探讨。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最早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突显。

　　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

　　夏代以前的历史，《史记·五帝本纪》是最重要的文献材料。《史记》“述往事，思来者”，其宗旨在于效仿孔子作《春秋》，太史公以黄帝、帝颛顼、帝喾、尧和舜等五帝为中国古史的开篇必然自有深意。《太史公自序》称：“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在司马迁看来，相比于此前渺茫的历史，五帝时代已经发展出相当高的文明，足以为“万世载之”。《太史公自序》又称：“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在此明确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和之前的五帝时代是同一文明前后踵接的两个阶段，禹画九州的历史功绩是“光唐虞际”，是对五帝时代开创的华夏文明的接续与发展，“最早的中国”必然要求之于五帝时代。

　　黄帝乃“五帝”之首，据《五帝本纪》，黄帝最显赫的事迹，是伐蚩尤而赢得天下诸侯的拥戴。黄帝征蚩尤，既靠“治五气，艺五种”，通过发展农业来壮大自身实力，也靠“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与此同时，“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先后打败蚩尤和炎帝，赢得和迫使“诸侯咸来宾从”，这也和三代之君征伐不臣诸侯颇相类似。此外，黄帝时代已有初具规模的统治机构，如“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又举“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从这些记载来看，黄帝之部落无疑就是“万国”之中的“中国”。

　　《五帝本纪》对帝颛顼的记载极为简略，远不如黄帝详备，但内涵丰富，特别是着重突出了帝颛顼在宗教领域对黄帝时代的超越，即“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这正与《国语·楚语下》所载帝颛顼命南正重、火正黎“绝地天通”的宗教变革可以相呼应。帝颛顼的时代，实际上就是华夏族首领对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垄断的时代，由于实现了君、巫的有机统一，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华夏族天下共主的地位，由此达到“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之境界。因此，帝颛顼时代的“中国”必然也是中原华夏古国。

　　帝喾则几乎是帝颛顼的翻版。在世俗权力方面，帝喾“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在宗教领域，则“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结果自然是“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揣摩太史公文意，相比帝颛顼，帝喾时代的进步主要表现为“德”的萌芽。如称帝喾“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又称“其色郁郁，其德嶷嶷”。由此观之，帝喾之国不仅兼具世俗权力和宗教力量，更有人文精神的滋生，必然是当时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国”。

　　相比黄帝、帝颛顼和帝喾，帝尧事迹更为显明。《五帝本纪》概括帝尧功绩为：“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所谓“亲九族”是指宗族或部落内部关系和谐，“章百姓”则是妥善处理与异姓部族的关系，因为内部和外部关系都已“昭明”，帝尧自然能够“合和万国”，成为天下共主了。值得注意的是，帝尧“亲九族”和“章百姓”的基础都是“驯(顺)德”，表明萌芽于帝喾时代的德之观念在帝尧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

　　最能反映尧为天下共主地位的证据是尧舜之间的禅让，学术界普遍相信，尧舜禅让的实质是上古时期的君位推选制。帝舜在接受禅让之后，“之中国践天子位”。以司马迁之春秋笔法，这里的“中国”必然不是随笔而书，而是他袭用的历史成说。换言之，在“有夏之居”中国说之前还曾经广泛存在尧舜之都为“中国”的说法，只不过在夏王朝建立之后，尧舜之都“中国”说才逐渐湮灭。现在学术界普遍相信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是尧都平阳，为尧都“中国”说提供了至为关键的考古学证据。从文化内涵上讲，陶寺文化“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多种文化因素的汇聚，“很像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充分证明在“中国”诞生伊始即具有极其强大的包容性和向心力。

　　与帝尧相比，因为帝舜任用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等“二十有二人”，真可谓“五湖四海”，“兼容并包”，所以“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德政至此臻于完备。

　　综上，司马迁的《五帝本纪》是一以贯之，不能分割的有机整体，通过五帝事迹概述了前王朝时期华夏文明演化的三个阶段：黄帝，标志着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军事盟主的出现;帝颛顼和帝喾，代表了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整合，君巫合一的统治方式得以确立;帝尧和帝舜时期，“德”治观念形成，国家统治形态进一步完善，华夏文明的人文底蕴基本奠定。在此文明链条中，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标志着“中国”观念的萌芽，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

　　黄帝时代的“中国自觉”，在考古学上表现为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呈现出一个以中原为核心，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的格局。近年来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大型建筑和大型墓葬，真切地反映了黄帝时代的文明景象，展示了“最早中国”的瑰丽与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