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指出，尽管全球经济面临下行风险，但整体来看，出现大危机的可能较小，特别是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增加了全球经济的确定性。

　　对于2020年中国经济，他认为，在中美贸易关系缓和、中国经济自身调整周期基本走到尾声，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发力下，中国经济2020年会企稳向好，全年增速可能在6.1%左右。

　　对于国企改革，樊纲表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改革做多做少，而是做到遵循符合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我们不缺国企，而是需要更多民企。”他说。

　　以下为采访实录，经编辑整理。

　　界面新闻：今年达沃斯论坛您最关注的三个议题是什么?

　　樊纲：中美经贸关系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尽管中美关系已有所缓和，但是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如技术封锁、脱钩等。第二个是中国宏观经济能不能真正企稳向好。今年是“十三五”的最后一年，明年要开始“十四五”，能不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新阶段是我很关注的问题。另外就是中国进一步开放的效果如何。在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以及中国在金融、实体经济等领域采取了诸多开放措施后，是否会有更多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办企业?这也是决定未来中美经贸关系走向以及中国能不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界面新闻：就在本次达沃斯论坛开幕前夕，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下调全球增长预期。您怎么看待2020年全球经济?

　　樊纲：整体来看，IMF的预测是乐观的，它不认为全球会出现诸如美国金融崩盘、金融危机等这样的大危机，这是好消息。但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也确实面临一些下行风险，因此，美国经济增速被(IMF)下调，德国的经济预期也不佳，另外一大经济体——印度(2020年经济增速)被(IMF)大幅度下调至不到5%，尽管巴西不错，但拉美经济增速整体上被下调。

　　IMF将中国经济增速上调至6%，但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压力，比如出口方面。不过，总的来讲，只要全球经济基本稳定，中国的机会就仍然存在。虽然对美国贸易下降，但中国可以开拓其他第三方市场。实际上，这种情况去年就很明显。以美元计，2019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约14%，但中国出口整体上仍然增长了0.5%，这说明第三方市场对美国的替代作用非常明显。

　　界面新闻：您认为中国经济2020年在保“6”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樊纲：我个人比较乐观，我认为中国经济在2020年可能企稳向好。企稳并非指经济很快会出现高增长，而是指经济增速保持在6.1%左右，不低于2019年就是企稳，能够做到6%、6.1%就很不错。

　　导致中国经济增速近年来不断下滑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中美贸易摩擦、国内去产能去库存等等。2020年，这些因素将逐步好转。过去两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投资减少，贸易也减少。现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至少会对投资等的恢复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中国经济企稳。其次，原先中国产能过剩，企业没有好项目，没法进行投资，经过这么多年去产能、去库存，中国经济自身的调整也基本走到尾声，企业也开始有新投资。第三，政府也在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尽管目前货币政策的作用可能不够大，但财政政策的确可以起作用。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加上目前城市群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入新的阶段，从而带动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

　　界面新闻：一月中旬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您认为未来中美贸易还存在哪些不确定因素?

　　樊纲：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最主要的积极作用就是增加了确定性。过去是什么都不确定：美国要对多少东西征税不确定，关税会持续多久不确定，什么时候开始征不确定。不确定性不仅涉及贸易，比如，大家没法做生意，不知道价格怎么定，还会对投资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影响。根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内容，美国暂停原定去年12月15日要加征的关税，并将去年9月1日生效的对华加征关税税率从15%降至7.5%，这减少了大量的不确定性，对贸易和投资都是利好。

　　不过，协议并没有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即中美之间的贸易模式是什么。按照比较优势来讲，中美之间的贸易模式应该是，美国是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会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中国是一个增长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一些制造业产品，尤其是中低端产品可以与美国进行贸易。但实际情况是，美国不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因此，现在用来平衡贸易的产品就变成了大豆、猪肉、天然气这些初级产品，而这很难持久，这种贸易平衡因此也非常脆弱。一方面，美国要求增加这些产品的购买，中国会临时购买，但长久来看中国并没有这个需求。其次，美国要求购买的这些产品，中国原来都是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来进口，发达国家应该出口高科技产品，美国偏偏不这么做，偏偏要出口初级产品。那么，这些初级产品就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了竞争，从而挤掉了其他国家的出口，这会带来另外一个不确定性。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增加了一些确定性，有协议比没协议好。但是，还有很多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中美贸易关系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事情。

　　界面新闻：中美目前这种不十分稳定的关系可能会导致中国去寻求来自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合作伙伴，比如，中国目前正在加强与欧洲的经贸往来。在美国之外，中国在贸易上会不会出现另外的重要伙伴?

　　樊纲：中国目前确实在往这方面努力。一方面，在对美国提高关税的同时，对其他国家降低关税，包括对欧洲的奢侈品等降低关税，这样就使得更多的人可以跟中国做生意，这样有利于结成利益共同体。

　　另一方面，中国也在努力维护多边主义，努力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积极角色。比如，全球变暖实际上是以前发达国家提出来的，被叫做全球事务(Global Issues)，全球事务就是指各国不能只关注自己的发展，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还要照顾全球利益，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参与进来。现在美国退出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能够在这方面展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样能够赢得更多朋友。

　　此外，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努力改进自己，努力加入更多国际的自贸协议或自贸组织，比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还有人在讨论中国是不是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加入更多这种国际组织或国际协议有利于抵制美国与其他国家结盟来遏制中国。因此，在新的条件下，中国需要更大的开放，需要更多地在国际上得到发展的权利。

　　界面新闻：目前国资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您认为今年国企混改会不会提速?

　　樊纲：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做多做少，而在于做的对不对。我比较关注国企混改是不是出现偏差。比如，根据国企混改规定，民企持股30%以上就需要按照国企规则来进行运营，这等于把民企的机制变成了国企机制，这就属于改革出现了偏差，因为国企混改原本是为了给国企增加一些民企的因素，比如民企的灵活性。所以我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做多做少，真正的问题是要真正遵循符合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我们不缺国企，而是需要更多民企。

　　界面新闻：目前，金融去杠杆可以说已经告一小段落，您如何看待未来中小银行面临的金融风险?

　　樊纲：整体上看，中国金融风险可控。尽管有很多P2P的例子，但从规模上看这些都不大。另一方面，银行近年来基本上没有信用贷款，大部分都是抵押贷款，因此，银行没有承担多少风险，风险都由实体经济承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要夸大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

　　当然，金融领域需要进一步调整和改革，比如加大信用贷款力度。不过，最重要的还不是信用贷款问题，而是让直接金融代替间接金融，用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来替代银行贷款，从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开始，一轮一轮地推动企业发展。因为企业发展真正需要的是长期投资基金，这不是来自银行，银行只是负责流动性问题。同时，企业也应该扭转传统的融资方式，不要总考虑通过银行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