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和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决定着我们对当今世界发展与中国改革的客观认识;努力适应和应对这个“大变局”，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个“大变局”，决定着我们对当今世界发展与中国改革的客观认识;努力适应和应对这个“大变局”，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

　　“历史大变局”的思想内涵

　　清人赵翼说：“(从春秋到)战国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李鸿章在1865年致友人的信中，也提出了著名的“千古变局”命题，认为他当时所处的中国面临“三千余年未有之大变局”。学者路齐一曾定义说：“大变革(大变局)指一个国家(社会)的大发展，即一个国家(社会)在一个较为集中的历史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诸如科技、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都出现大发展和突破性进展，同时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而不是指某项事业或个别社会领域的大发展。这样一种全面大发展的历史过程，往往是历史中最重要的时期，因此我们把它称作‘大变革’(大变局)。”

　　从世界范围来看，历史大变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类社会在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推动人类社会迈入更高级的文明社会。比如，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迈入信息社会，都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历史大变局。另一方面，世界历史大变局往往还包括国际力量的对比，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看，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引发国际格局大洗牌、国际秩序大调整。

　　“历史大变局”的发展演进

　　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大变局”发端于公元前221年左右，代表性事件是秦统一六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农业上进入铁犁牛耕时代，在经济上瓦解井田制，在政治上分封制被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取代，在文化上从百家争鸣到思想的统一，在社会形态上完成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大变局的结局是中国形成大一统的政治体、经济体、文化体，而大一统带给中国的是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世界范围的第一次“历史大变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左右，代表性事件是罗马帝国建立。在这一过程中，罗马共和国成为一个环地中海的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文化统一大国，经济空前繁荣，疆域幅员辽阔，政治高度稳定，宗教文化发达，这与之后西欧社会近千年“黑暗的中世纪”形成鲜明的对比。应该说，秦汉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是东西方文明的重大发展和成熟时期。

　　中国的又一次“历史大变局”发端于19世纪中后期洋务思潮的“变局论”，结局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掀起了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华民族迎来了浴火重生的曙光，建立了统一的新中国，从而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征程。世界范围的第二次“历史大变局”可追溯至17世纪，代表性事件是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直至20世纪中叶雅尔塔体系确立新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这一时期时间较长，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文化影响不断扩大，在各个领域完成了对亚非拉国家的超越，形成了延续至今东西方社会的差异性格局。

　　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

　　传统国际格局和综合实力已经发生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百年是个不确切的数字，不一定指一百年，也可能更长，也可能更短，准确的理解应该是时间比较长。一战结束至今已101年，一战之后《凡尔赛条约》的签订确立了大国瓜分小国的国际格局。二战结束至今已74年，二战之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确立了美苏争霸的国际格局。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近年来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强势崛起，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全球力量的天平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应该说，国际格局和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的变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突出表现。

　　当前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正在持续改写。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是在二战以后逐步形成的，从联合国以及各类国际组织的成立，再到形形色色的国际协议、制度、议事决策规则的制定，一并构成了全球治理体系，总体上维持了世界和平与发展。但现行国际秩序也存在着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认可的、以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相距甚远。今后，自由贸易何去何从?国际组织如何发挥作用?政治制度孰优孰劣?等等问题，都在挑战着我们对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认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作为担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党中央对国际局势的深刻判断和对自身发展的正确认识。正是因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担当，要尽早把我们带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以对迈向强国进程中所面对的复杂局势和可能经历的困难强调得比较多。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可能也就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忧患意识，也不会对当前局势有这种判断。因此，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要放到当前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中国共产党人所持的政治担当的背景下考虑。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举措

　　坚持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稳中求进”，是一种很好的状态：不急不躁，冷静理智;默默积攒优势，牢牢掌握主动。坚持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做到行稳致远，既是工作总基调、科学方法论，也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种国家面貌与国民气质。应该说，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持续稳步发展，就是得益于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只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心思定，我们就能从容应对大变局时代。

　　坚持底线思维，补齐发展短板，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坚持底线思维，就是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牢牢把握主动权。坚持底线思维，是我们处理错综复杂问题的理性态度，更是沉着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方法。当前，补齐发展短板就是要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引领，着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要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帮扶，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让人民群众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幸福。要努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只有补齐短板、厚积薄发，才能在大变局时代有所作为。

　　坚持改革开放，开拓发展空间，在谋取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有中国的明天。回望40年改革开放的壮阔历程，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当前，面对世界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又站在了新的历史关头，推进改革开放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丝毫不亚于40年前。要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等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重大战略的实施，坚持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发展中国经济、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要继续深化改革，研究推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破除影响中国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只有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才能在大变局时代继续开拓发展新空间，进而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