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百家争鸣的鼎盛时期非春秋战国时期莫属，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其音乐美学思想核心是崇尚礼乐、仁义及中庸之道。孔子，作为一位对后世在政治、社会、文化、音乐诸方面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我国历史上对音乐美学概念的界定和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末期，曾被孔子针砭为“礼崩乐坏”的社会。其中孔子对郑声的厌恶感尤为强烈。郑声，即春秋时期郑国的民间音乐，其特点是具有丰富的音乐表现力，同时又有巨大的感染力。但与孔子所倡导的“中庸之道”，即体现在“翕翕地，纯纯地，皦皦地，绎绎地”尚中和之美的雅颂之音相去太远，故被孔子所摒弃。因此“中和”被世人视为儒家音乐美学的一个重要审美基础。

　　儒家美学的“中和”观

　　孔子在其著作《中庸》中对“中和”思想是这样阐述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者，和也，正所谓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淫不伤，乃孔子音乐美学思想的基础。孔子在他的《论语》中提出了“尽善尽美”的音乐审美标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其中“美”是指音乐形式美好，旋律悦耳动听;“善”则指音乐作品内容健康妥善。由于武乐所表现的是武王通过征服和杀戮而得天下，与孔子所推崇的仁爱思想相去甚远，故孔子认为武乐虽有美的形式，却不符合道德要求。因此，“仁”作为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核心，无论从音乐美学的审美标准，还是从音乐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影响方面均树立了一个严格的规范。在过去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孔子“仁”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即使现在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音乐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认为人的个人修养是从学《诗》开始的，继而自立于对礼的学习，但最终要通过对乐的学习来达到正德、修身、陶冶情操，以期达到人格修养的人生最高境界。

　　儒家音乐美学思想认为，“乐者，德之华也”。人们学习音乐的目的在于其不可估量的教化作用。音乐，作为一门集文学、社会、政治、经济等学科于一体的艺术，它所表达的人类情感特征非常明显，对人们的情感、价值观、意志及品格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要达到“尽善尽美”的音乐理想，除了对音乐本体的形式审美追求外，对至高无上的道德情操境界的完美融合也是其不舍的追求之一。《乐记》作为先秦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几千年来，指导和规范着中华民族音乐美学思想。其丰富的内涵已成为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精髓和灵魂。

　　《乐记》对音乐的教化作用以及其对社会稳定诸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作了详尽的阐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快乐祥和之音，多产生于政通民和的太平盛世;充满着悲愤怨怒的音乐，说明社会动荡，社会矛盾凸显;哀伤之音多产生于民不聊生，世政岌岌可危的亡国之世。音乐与社会政治是相通的。

　　纵观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历史进程，音乐艺术犹如璀璨的明星，点缀着中华文明的历史，熠熠生辉。从雅和之乐《阳春白雪》的修身养德，到“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所阐释的因乐而生的忠贞不渝的友情;从“四面楚歌”引发的霸王别姬的英雄气短之悲剧，到商女犹唱的亡国之音“后庭花”;从洪钟大吕，彰显着正大庄严的人伦有序的宫廷礼乐，到刺古讽今，教化民众，抑恶扬善的民间俚曲小调。把音乐的教化作用及其对社会政治的影响揭示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