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山东邹城市铁山公园孟子书院内，矗立着一通明代石碑，上刻北宋名臣陈瓘的十六字家训——“事亲以孝，事君以忠，为吏以廉，立身以学”，简明扼要地展示出宋代家训文化中“修齐治平”的深刻内涵与“家国天下”的抱负情怀。
“天下之本在家。”“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训则是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教科书，正所谓“人必有家，家必有训”。广义的家训，不唯有建章立制、形诸笔墨的传世文献，还有言传身教、耳提面命的躬身示范。家训既具劝谕性，也具约束性。宋代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繁荣期，家训教育独有千秋，熠熠生辉。家训文献体式浩繁，有片纸短章式的警句格言如《包拯家训》，有卷帙繁富的辑录之作如《温公家训》，有流传甚广颇具社会影响力的童蒙读物如《童蒙训》，有家训总集的编纂如《戒子通录》，还有数以千计的家训诗赋如《集事诗鉴》等，撷英集萃，蔚为大观，成为家训文化兴隆昌盛的显著标志。
宋代家训因家庭或家族各异，训诫内容千差万别，各有千秋，但对敦亲睦族、修齐治平的训诲，却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修身正己、为政以德亦成为家训中官德教育之主旨，流风遗韵，泽被后世。
官德修养之基：修身养性，志存高远
宋代家训以“修齐治平”为纲，立足于修身，着重培养具有理想抱负、志向高远的人格品质，把勤学、立志、谦恭、节俭、功名、诚信等作为修身养性、为官之德的具体教育内容。
宋代“崇文右儒”“以文治天下”，科举制成为最基本的选官之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和追求。署名宋真宗的《劝学诗》已直言不讳地将富贵利禄作为读书向学的诱饵。读书入仕成为不同阶层家庭子弟通向荣华富贵的便捷之途，“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并非虚幻的社会现实。正缘于此，宋代家训把励志勉学、成才报国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
宋代家训中多有修身立志的教诲，强调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宋初宰相范质在《诫儿侄八百字》中说：“戒尔学干禄，莫若勤道艺。尝闻诸格言，学而优则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学不至。”欧阳修在《诲学说》中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以读书增长知识，改变人的精神气质，教诲子孙。陆游则站得更高，他教育子孙要树立以天下为己任、读书为大众的思想：“万钟一品不足论，时来出手苏元元。”(《五更读书示子》)朱熹在《朱子家训》中也劝诫“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
古人云：“德者，事业之基。”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俭以养德”，俭是修身养性的必由之途。俭用养廉、尚节崇俭是为官清廉的基础，是入仕为官必备的品格，历来被各氏家训奉为美德。唐代李商隐就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诗句。宋代家训中的官德教育尤为注重对子孙“民生艰难”的教育。如仁宗朝宰相陈尧佐即以“居家以俭约为法”训诫子弟。在《宋史》中被称为“布衣宰相”的范纯仁得其父范仲淹之教，以廉俭、忠恕立身，提出“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的教育思想。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认为治家之道“以俭素为美”，反对“以奢靡为荣”，认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黄庭坚《家诫》中有“无私贪之欲，无横费之财”之训。赵鼎《家训笔录》认为“节俭一事，最为美行”。叶梦得《石林治生家训要略》更是把节俭视为持家第一要务，说：“夫俭者，守家第一法也。”彭龟年也有“治家以俭”的教育思想：“惟俭与廉，治家及身。”倪思《经锄堂杂志》则说：“俭者，君子之德。世俗以俭为鄙，非远识也。俭则足用，俭则寡求，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俭则可以传子孙。奢则用不给，奢则贪求，奢则掩身，奢则破家，奢则不可以训子孙。”
宋代家训专注把做人要诚信、立志要高远作为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如《二程遗书》载：“欲当大任，须是笃实。”“学在诚知诚养。”“至诚可以赞化育，可以回造化。”又说：“学贵信，信在诚。诚则信矣，信则诚矣。不信不立，不诚不行。”胡安国在家训中教育子弟要“诚实无私”“以忠信为本”，提出“为政必以风化德礼为先，风化必以至诚为本”的思想。袁采在《袁氏世范》中特别强调忠、信、笃、敬的修养，说：“人贵忠信笃敬。”“言忠信，行笃敬，乃圣人教人取重于乡曲之术。盖财物交加，不损人而益己，患难之际，不妨人而利己，所谓忠也。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所谓信也。处事近厚，处心诚实，所谓笃也。礼貌卑下，言辞谦恭，所谓敬也。”程门四先生之一的谢良佐在《训子求同理》中云：“莫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志。莫为终身之计，而有后世之虑。”南宋理学家胡宏在《知言》中也说：“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一时之利无谋也，而利万世者则谋之。”这清晰地表现出家训中志存高远、益世济民、励志教育的丰富内涵。
居官入仕之本：忠孝立身，倾心报效
“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尽孝尽忠，崇尚官德，移家风于庙堂，体现着“家国情怀”中爱家与爱国的统一性。宋代家训已把家庭教育与天下兴亡、国家盛衰、家庭荣枯紧密联系在一起，家训教育注重指向道德养成、人格塑造，强调价值引领，弘扬忠孝理念，以“家国情怀”为安身立命之所，熏染其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令之感受神圣而皈依。《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孝是立德之本，也是教化之源。“孝慈，则忠。”宋代家训即把忠孝立身作为官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范质《诫儿侄八百字》诗曰：“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弟。”范仲淹《家训百字铭》首句云：“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仁宗朝宰相贾昌朝在《戒子孙》中提出为官四准则“居家孝，事君忠，与人谦和，临下慈爱”，把忠孝教育置于家训之首。叶梦得《石林家训》指出：“夫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故孝必贵于忠。忠敬不存，所率皆非其道。是以忠不及而失其守，非惟危身，而辱必及其亲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陆梭山在《居家正本》中说：“今行孝悌，本仁义，则为贤为知;贤知之人，众所尊仰。”司马光则提出“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的教育思想。
宋代家训强调忠孝并重、移孝于忠。宋祁《庭戒》中有“入以事亲，出以事君”之教。三朝宰相韩琦《戒子侄诗》云：“仁睦周吾亲，忠义报吾主。”吕本中《童蒙训》说，“事君如事亲”“处官事如家事”“故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宋代抗金名臣李纲家族“世禀义方，教子以忠”。彭龟年告诫其子曰：“吾仕于国，无一世勤。乃于尔身，受一世恩。是恩欲报，悲忠不可。倘忠于君，即孝于我。”《宋史》记江西新喻刘氏家族“唯知事君，内省不愧”。吴越会稽钱氏家族“家传忠孝，世袭簪缨”。河南洛阳程氏家族“家传忠孝，世受国恩”。“岳母刺字”是忠孝家教的光辉典范，文天祥在《哭母书》中说，“母尝教我忠，我不违母志”，与岳母教子“精忠报国”可谓一脉相通。平生留下二百多首家训诗的陆游，在其生命将尽的冬日里写下遗言《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传播最广的家训诗，鲜明体现了“家国一体”的情怀，饱含了尽忠爱国的教化意蕴。
忠孝教育培育倾心报效的道德情怀，涵养忠诚为公的官德。宋代家训以“以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为己任”作为训教目标，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教育为至高，培育人应有的担当和责任感。若忠孝不能两全时，家训往往明确教诲子孙要先国后家、先君后亲。叶梦得在《石林家训》中说：“忠敬不存，所率皆非其道。是以忠不及而失其守，非惟危身，而辱必及其亲也。”这充分体现了宋代士大夫深知“家国一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
为官从政之道：廉洁奉公，勤慎为要
南宋学者程大昌在《演繁露·学官》中说：“官者，管也。”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也说：“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两者皆从管理与被管理的视角作了官、民的区分。所谓“官”，既含有道德属性，也具有职业属性。官与民的区别，实质是职业分途而非身份地位的高低。权力，治国之公器。“所谓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为官操守、从政之道要求为民谋福利，而非为己营私利。哲宗朝宰相苏颂在《训子孙诗》中云：“操守不坚纯，久必成缁磷。”
廉为政本，政从廉始。宋代家训教育子弟为官从政，以清廉为第一要务。贾昌朝根据为官经历，在家训中阐述为官从政之道“清廉为最”，认为缘此始“能守素业，使门户不辱”。范仲淹要求其侄“清心做官，莫营私利”。胡太初《昼帘绪论》论“莅官之要曰廉与勤”。朱熹训子为官以清廉律己、洁己清心、爱民勤政为急务。被蔡襄誉称为“四贤”之一的余靖在《从政六箴》中指出：“抱公绝私，是为率职。”只有公而忘私，方能尽职尽责;只有持正公平，方能勤政廉洁。
廉能兴邦，贪则丧国。官廉则政举，官贪则政危。宋代家训注重清廉勿贪的教育，如自幼接受母训“清廉志行”教育的欧阳修，教育其子居官坚守清廉，存心尽公。苏轼的《六事廉为本赋》则曰：“事有六者(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笔者注)，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他提出“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视廉洁为从政做官的至高准则。自少便受父辈“廉直忠孝、世载令闻”教诲的陆游也告诫子孙：做官“一钱亦分明，谁能肆谗毁?”家颐《教子语》有“惟可使觌德，不可使觌利”之教。包拯说：“廉者，政之本也，民之表也;贪者，政之祸也，民之贼也。”他在家训中告诫：“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曾从后蜀孟昶的《颁令箴》中摘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诏告天下，训诫百官。南宋初年，高宗命黄庭坚书写这一祖训颁于各府州县，刻石立铭，告诫官员要奉公守法，严禁贪赃枉法。迄今在山东邹城市铁山公园孟子书院内，仍矗立着黄庭坚任邹县令时所书《戒石铭》碑。
勤政是为官之本，从政之道。赵鼎在《家训笔录》中提出：“凡在仕宦，以廉勤为本。”“一门四宰相”的官宦世家韩亿家族尤为注重官德教育，韩亿在《与子书》中即有“服勤职业，一心公忠”之训。胡安国在家训中教育子弟为官处政“当一日勤如一日”。王迈撰有“爱民以仁、事亲以孝、临政以勤、律身以俭、听言以公、制事以断”等六箴。真德秀在《西山政训》中把“廉、仁、公、勤”作为“为政之本领”——“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而某区区实身率之”。他举东汉东莱太守杨震“怀四知之畏”而拒不受金之典故，告诫子孙“力修冰蘖之规，各厉玉雪之操”：“凡名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余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史载真宗朝宰相王旦“以清慎训诸子”，诸子秉承家训，“亦恬于进取也”。余靖把“清、公、勤、明、和、慎”作为家训箴言，提出清廉是从政的最大操守，是为政的重要原则，强调一心为公、勤政为民。吕本中在《童蒙训》中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则知所以持身矣。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清四库馆臣为此评价：“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也。”康熙皇帝曾御书“清慎勤”三字刻石，赐内外群臣。
宋代家训中的官德教育还包括处事公正、民为政本等思想。如彭龟年即训诫其子为政之要是“处事以公，举职以勤，御吏以正，抚民以仁”。朱熹在《朱文公政训》中云“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告诫子孙“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提出“平民近民，为政之本”的恤民思想。刘子寰在《寿张仓》写道：“乔木端由有世臣，传家事业饱经纶”，道出了家训对传承家风、励志成才的教化作用。家训是中华传统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是陶冶情操、提升人文情怀的珍贵文化资源，也是历经风雨沧桑、砥砺积淀而成的中华文化基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