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是发展实践的指挥棒。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会引领什么样的发展实践，塑造什么样的发展形态。7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告诉我们，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进步，发展环境的不断变化，发展条件的不断改善，发展理念需要也会发生重大突破与创新。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赶超战略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是硬道理”，再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及科学发展观，中国社会对发展认识不断深化，对发展理念不断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正确运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科学破解我国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发展理念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推动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深刻变革，重构了21世纪中国的“发展逻辑”。

　　发展价值的历史自觉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但是发展本身不是也不能成为目的，发展必有其价值指向。价值指向不同，发展结果迥异。对中国社会来说，发展是硬道理，为人民发展更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中国社会的发展既不能是“为发展而发展”，更不能是“为少数人发展”，发展过程一定要人人能参与、人人都尽力，发展成果一定要人人皆有份、人人可享有。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进一步明确和重申了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指向与价值诉求。把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作为发展的重心所在，把人民群众的期待作为我们奋斗的最高目标，让中国社会的发展成果真正转化成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历史自觉。淡漠了这一价值指向，发展就会出现曲折彷徨;背离了这一价值指向，发展就会走到邪路上去。马克思有两段论述，虽然不是直接讲发展价值的，但是很贴切、很深刻也很形象，有助于我们理解发展价值。

　　第一段论述是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讲的：“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马克思指出产生这种心理感觉的原因是：“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对于已经在政治上站起来70年、已经成为国家主人70年的中国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如果他们在发展中所得到的“小房子”与其他一些社会群体所得到的“宫殿”相比差距太大，这样的获得感就很难让人满意，这样的发展就很难说是“以人民为中心”。

　　第二段论述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讲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他们的特点。”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这样一种“普照的光”。在它的普照之下，所有的发展都是围绕人民群众展开，所有的发展都是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创新发展是为了给人民群众创造更高水平、更有质量的生活，协调发展是为了让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民群众都能与整个国家的发展保持大体同步，绿色发展是通过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开放发展让人民群众在更大范围内、在更高水平上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红利，共享发展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在发展领域的展开，让中国社会的发展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进入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内容更广泛，不仅包括既有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些客观的“硬需求”的全部内容，更包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尊严、权利、当家作主等等这些更具主观色彩的“软需要”。原来的“硬需求”并没有消失，呈现出升级态势，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八个“更”就是升级的期待、升级的呼声。新生的“软需要”则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从精神文化到政治生活、从现实社会地位到心理预期、价值认同等方面，对公平正义、对共同富裕，甚至对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都提出相应要求。这一切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社会发展价值指向的现实内容，也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价值指向的更高标准，更凸显出新发展理念所蕴含价值指向的高瞻远瞩。

　　发展规律的正确遵循

　　解决了为什么发展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发展的问题。发展不能想当然，发展更不能蛮干，必须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等发展规律。新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从“发展起来前”到“发展起来后”，从大国迈向强国的发展阶段对发展规律的科学遵循;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背景下对发展规律的自觉运用。

　　——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的问题。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创造新常态下的新优势，在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环境中拔得头筹，不能总是因循守旧，根本出路在创新;在发展动力转换过程中做到“换挡”而不失速，不可能总是依靠惯性，要有新引擎，这引擎来自创新。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只有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发展动力不足、发展方式粗放、产业层次偏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急迫问题;只有创新，才能增强我国发展能力，加快形成现代经济体系和现代发展模式，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开拓广阔空间。回望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相比，当下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要跟上这样的技术和产业革命，要引领这样的时代潮流，非创新无有他途。

　　——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发展是一个系统过程，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区域之间差距过大、城乡之间差距过大、社会群体之间差距过大，经济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不仅不可能持续发展，甚至还会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保持经济社会、城乡区域、软实力硬实力、“新四化”以及经济国防等等各种重大关系协调推进，才能有效避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增强发展整体性。

　　协调发展可以拓宽发展空间。通过补短板、强弱项，在过去没有做或做的比较少的地方投入资源、相当于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在没有铁路的地方修一条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就有事可干了;从产业已经饱和的东部地区转向产业空白的西部地区，很多已经夕阳的产业又可整装再出发;从公共服务已经成熟的城市转向农村，就会发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很多工作可做要做。协调发展还可以增强发展后劲。当过去的短板加长了，薄弱的方面加强了，反过来又可以成为推动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通往农村的路修通了，农村的资源变现了，农民有钱了，城市的工业品也就有了新的市场和购买力了。

　　——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告别了发展的最初级阶段，解决了生存的最基本需要，绿色发展自然进入发展的视野。经济要上台阶，生态文明也要上台阶，在大厦林立、车水马龙的同时还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建设美丽中国是我们的使命，保障全球生态安全是大国的担当。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而是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让绿水青山同时也成为金山银山。因此，绿色发展是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互匹配相互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作为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发展是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成功经验，也是未来发展的当然选择。只不过在全球经济版图深刻变动的大背景下，开放是双向开放，市场是深度融合，模式是内外联动，在引进来和走出去双重良性互动中，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形成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同时以推进经贸大市场、金融大流通、基础设施大联通、人文大交流为抓手，走向国际开放合作最前沿，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挥引领作用。

　　目前我们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中国社会不仅要提高在产品制造上的话语权，还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这也是新时代开放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一个社会在发展起步阶段通过适当拉开差距，形成竞争、形成激励、形成导向是有客观必然性的，但是“先富”是手段，“共富”是目标，不能反客为主，不能鸠占鹊巢。如果中国的发展仅仅停留于让一部分人过上好日子，出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警醒的“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这样的发展不仅没有意义，甚至还会引发大问题。新发展理念倡导的共享发展内涵丰富，在覆盖面上是全民共享，在内容上是全面共享，在实现途径上是共建共享，在实现进程上是渐进共享。

　　共享绝不意味着被施舍、被照顾，不是一种基于道德原则的良心发现和情感怜悯，而是基于生产力法则的动力保障与主体发扬。所以，通过共享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进而满足人民期待固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高指向，但反过来，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人民群众需求的被满足又将极大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转化为最强大的发展动力。

　　发展范式的深刻变革

　　发展阶段变化的背后是发展范式的变化，发展范式的变化又进一步强化了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正确处理“好”与“快”的辩证关系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中最核心的问题。顺应这一变化，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经济发展范式，概而言之可称之为“四新”：新工业革命、新全球化、新经济治理、新引擎。

　　以工业4.0助推新工业革命。适应新常态，中国产业升级是绕不开的坎，也是必须跨越的坎。但是产业升级不可能凭空出现，产业升级上同样不会有“飞来峰”，一定要在也一定是在既有产业基础上往前走，而不是推倒重来。中国产业基础是制造业，优势也在制造业。经过多年积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制造全球相当份额的初级产品，在这方面中国有基础、有能力、有经验，完全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政策导向、制度安排，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把“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工业4.0的开始。工业4.0作为新工业革命将塑造工业全新形态。一个传统企业，厂房还是原来厂房，厂址还在原来厂址，甚至工人也是原来那些工人，可是支撑这个企业运行的技术理念、技术方案，生产流程、管理流程，市场样态、客户网络等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用“一带一路”引领新全球化。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是基本态势。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模式之所以能快速发展，就是从19世纪开始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但是当年的全球化仅仅是从西方走向东方，从前发达国家走向后发展国家，基本上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全球化”就应该真正全球流动起来，不仅要有从西方到东方的全球化，还应该有从东方到西方的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与建设就是从东方走向西方，从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从中国走向世界的一种新的全球化。这种模式相当于对西方全球化发展的对冲，让世界经济更加有活力。而且中国“一带一路”是纯粹的经济发展平台，是在充分尊重沿带沿路各国自己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基础上的经济战略合作，不把意识形态强加给别人，因而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支持与合作。

　　以自贸区建设促进新经济治理。国际贸易如果不能真正国际化，就会名存实亡，大打折扣。通过经济治理的变革让政府行为能适应对将来高水平的经济竞争和国际贸易的治理是当务之急。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交往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从长远来看，中国社会必须要适应并能驾驭在国际经济领域运行实施的一切规则。自贸区进行的制度创新不仅在自贸区里面管用，还能复制推广到全国范围内，并且为将来和新一轮的国际贸易规则接轨做准备。其实践逻辑就是让我们先在可控范围内进行适应高标准贸易的经济治理，等适应并且能从容运用之后，再与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在新的层面上开始新的合作与博弈。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铸就发展新引擎。让全民都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力手段和有效手段。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社会2018年以来每天有1.8万甚至更多的新企业在注册。这样的好势头来自于何方?正是来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引擎。更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的新引擎，还是让社会更加有活力的新引擎。常态的社会发展方式往往是马太效应，已经掌握资源的社会群体会顺水推舟地将其优势地位惯性锁定。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打破这一路径依赖提供了逻辑可能。中国十几亿人人人创新，小概率事件也会有很可观的结果。一旦创业成功，将是社会阶层的大跨越，固化的社会结构将会因之而更加有弹性。

　　总而言之，这些发展新范式是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新探索、新实践，是在原有的中国社会四十余年来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基础上的升级版，将彻底改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逻辑、发展路径、发展形态，为中国社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