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有爱国主义传统。不同时代均能涌现出一大批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尽忠报国的循吏。他们或是忠诚于自己的职位;或是发别人不敢发之言，指摘时弊，忧国忧民;他们或是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秉持视死如归的精神，去抵抗、拯救。这些都体现了循吏的忠诚。

　　古代循吏在仕宦生涯中遇到困难之时，能够直面问题，积极通过各种方法来解决困难和问题，体现出对身份职位的忠诚。汉代名臣杜延年在担任谏大夫职位的时候，左将军上官桀与燕王打算谋反作乱。当时有人将此事告诉了大司农杨敞。杨敞“惶惧”“移病”，并将此事告诉杜延年。此时此刻的杜延年是为了避免惹祸上身，袖手旁观，远离此事，还是积极地报告朝廷，及时制止和解决这个问题，是对自己是否忠诚的考验。杜延年选择了后者，将此事报告给了皇帝和霍光，及时制止了这场叛乱。史书评价他“首发大奸，有忠节”，由此被提拔。

　　古代循吏遭逢权臣当道、政治黑暗的时代，能够不畏权势，为了国家兴盛而敢于指摘时弊，体现出赤诚之心。汉和帝即位之时，尚书令韩棱上疏陈辞指责侍中窦宪犯有命案，惹怒了临朝的窦太后，“以切责棱”，但是韩棱秉持一颗忧国之心，“固执其议”，得罪了窦太后。等到窦宪出击匈奴，有功而还，“威震天下”，朝臣阿谀者众，独韩棱以为不然。当韩棱看到一个朝臣欲称窦宪为万岁时，正色曰：“夫上交不谄，下交不黩，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韩棱的这句话使得“议者皆惭而止”。“及窦氏败”，韩棱“案举其事”，“数月不休沐”。不畏权势一时容易，忠诚为国一生实难，韩棱却做到了。他也因此得到了“忧国忘家”的评价。

　　古代循吏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能够挺身而出，秉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理念，展示出坚毅的爱国精神。《左传》中说：“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诗》曰：‘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忠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讲一个人临终前，还不忘记保卫国家，难道能说他不忠诚吗?忠诚是百姓对一个官员的希望。

　　明朝末年的史可法生逢乱世，却能够独扛忠义之旗，为挽救明王朝贡献全部力量，展示出他鲜明的忠诚之品格。崇祯年间中进士的史可法在1643年7月，被授予南京兵部尚书一职。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军势力正兴，明王朝摇摇欲坠。“有持重之材，将略非其所长”的史可法用“鞠躬致命，克尽臣节”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彰显了臣子的忠诚之心。史可法率军在扬州坚守期间，上演了悲壮的一幕。清军在多铎带领下团团包围扬州，史可法在此情势下，刚毅自持，忠诚报国。清军多次向扬州城中的史可法劝降，希望他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劝降行为遭到史可法的申斥：“吾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清军获悉史可法没有投降之意，便加大进攻力度。

　　史可法知道大势已去、孤城难守，在多铎攻城之前，仍示国以忠诚。他在给叔伯兄弟的遗书中表达了自己“一死以报朝廷”的决心。1645年4月21日，史可法集聚扬州城中残存兵力，誓师梅花岭：“上阵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尽。”从当天他写给亲戚的最后一封遗书中，可以窥见他持“早晚必死”之心。4月24日，多铎率军攻破扬州外城，最后一次致书史可法：“若好让城，不戮一人。”史可法回信说：“一人当之，不累百姓。”4月25日，多铎攻入扬州旧城，史可法拔剑自刎，没有成功，被部署簇拥着带出小东门。当史可法看到清军大肆屠戮百姓，正色曰：“我是史督师也!万事一人当之，不累满城百姓。”清军闻声寻来，史可法被俘。

　　史可法被带到多铎军帐之中，他与多铎的一番对话，慷慨激昂，展现出他为国尽忠的勇气。多铎劝说他：“累以书招，而先生不从，今既竭臣忠，不为负国，能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史可法回答：“我来此只求一死!”多铎仍然不甘心地劝道：“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史可法蔑笑着回答：“我岂肯效其所为!吾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多铎看到劝说无效，于是对左右说：“既为忠臣，当杀之以全其名。”史可法于是被杀，时年44岁。多铎率清军进入南京后，为史可法立祠，以旌其忠。清代乾隆对史可法非常崇敬，称史可法为“一代完人”，赐其谥号“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