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车邻邻，有马白颠……”古籍《诗经·秦风》中所讴歌的滚滚向前的车马轮辙，如今人们可以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车马馆里近距离领略。考古发掘证实，战车的发明当在夏初。据《荀子·解蔽》记载，“奚仲作车”。杨倞注释说：“奚仲，夏禹时车正。黄帝时已有车服，故谓之轩辕，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按这样的说法，至少在远古社会末期，当时的人们已掌握原理，能够利用粗大的圆木为轮，在陆地上来回转动，制作木车，成为重要的陆上交通工具。随着制作技术的成熟，出现了畜力驾挽并成功运用于狩猎，然后逐渐转用于战争。

　　当时构成战车的主要材料是原木，并且涂有防潮防蛀的漆，说明古人已经能够从天然植物中提取化学材料。从出土的战车结构看，大体可分为车厢、车轮、底盘和马具四部分;往往一乘战车可驭驾两匹马或四匹马。成语“驷马难追”的产生，正是出于对这些现实器物存在的描述。从史籍和考古发掘分析，夏初的军队仍以步兵为主体，其中可能装备有少量战车。

　　战车的形制

　　史料记载，使用战车作战最早的记录，是夏启征伐有扈氏的甘(今陕西户县)之战。史学家分析认为，随着金属工具的出现，夏朝制造战车的能力显著增强。最迟应于夏朝中期，车战就已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历史发展到商代初期，王朝的军兵种中已经有了“车兵”存在。《尚书·牧誓》孔疏引《风俗通》说：“车有两轮，故称为两(辆)”。《墨子·明鬼》说“汤以车九两(辆)，鸟阵雁行”而伐夏。这些记载，说明夏末商初战车制造和车战已经有了很大发展。

　　史学家的分析并非空穴来风。现代的人们完全可以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体验。置身殷墟精美的文物陈列前，人们可以从出土的青铜器具上读出古代冶炼科技蕴涵的价值。看到几千年前制造的青铜器中，既有武器、工具、车马器、建筑构件等实用器具，也有礼器、乐器、铜镜等祭祀礼仪品和装饰艺术品。青铜车马器件与驾车驭马鞍具的出现，既装点了王公贵族奢华的生活方式，也丰厚了文明文化的传承积淀。

　　这些工具、武器、车马器的发展，对其他行业亦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金属工具的出现和技术改进，直接带来了古代战车业的兴起，使得战车生产、舟船制作的规模逐渐增大，结构也更为科学、实用。《管子·形势篇》记载：“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相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说明禹时制车技术已很高超，发展至夏代中后期，战车制作技术应当远远高于禹时代，而且应该更加牢靠坚固，方才能够用于奔袭作战。

　　对于商周时期的战车如何使用，《六韬·武锋第五十二》中说，大凡用兵的要则，必须装备威武的战车，骁勇的骑兵以及冲锋陷阵的勇士，一旦发现敌军有可乘之机，就迅速发起攻击。《六韬·战车第五十八》中又讲，步兵作战，贵在随机应变;车兵作战，贵在熟悉地形状况;骑兵作战，贵在熟悉各种道路的特点。检视殷墟遗址的出土文物，人们还可以发现商代对战车的改进环节是多方面的，如缩短轨距和辕长，加大车舆面积，增加车轮的辐条数，尤其是关键部位增加青铜紧固件等等，从而提高了战车的坚固性和机动性。

　　河南浚县辛村出土的西周实物表明，夏商周时代的铜车毂饰结构是比较科学合理而复杂的。车毂既是轮轴穿合部，又是车轮裁辐之处，承力最重的地方，既是战车行驶时受力最大的要害部位，也是战斗中最易受碰撞损坏之处。因此，西周时期普遍加强了对车毂的保护，往往用成组的青铜器件将其包裹起来。完整的铜毂饰包括輨、轸、軝等部分，輨和轸状如圆管，或合铸为一件长毂饰，套于毂的两端，轸包于毂中央的裁辐之处，互相接合，起到了有效的加强和保护作用。

　　商代战车大多为一车二马，也有一车四马的情况，但数量极少。总体上看，夏商周时期的战车多为独辕马车。而一车四马者，其挽马对称配置于辕两侧，紧贴辕的两匹马称为“服马”，靠装于车衡(辕前端横木)上帅轭套束。

　　车战的地位

　　大约在商代武丁前后，车兵已有一定的数量并发展成为重要的战斗兵种。车战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步战而成为最主要的作战方式。商周以降，在此基础上，注重以战车为中心组建部队，并形成了新的布兵阵势。如殷墟宗庙遗址的方阵中，列有战车五辆。每辆战车有甲士三人，徒兵十五人。说明每五辆战车组成一个战斗编制单位，其编组情况与文献“五车为列”记载吻合。这也与《吕氏春秋·简选》记载相符：“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士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可见商汤时期，商军在作战中已开始使用成建制的战车。

　　更有甚者，殷墟中还有同置二十五辆战车的大型墓葬，说明商汤有以二十五辆战车组成的更大的战车建制单位;也表明商代战车的战术编组基本定型，战车部队已具有相当规模。从战车兵员来讲，蔡沈《书经集传音释·甘誓》云：“古者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御者居中。”

　　根据战车的作战需求，夏商周的武器主要有两类，远射兵器和格斗兵器。远射兵器主要是弓或弩，箭上装有青铜镞。格斗兵器主要是青铜戈和矛，以戈为主;还有用于砍劈的钺(类似斧)和刀。战车上甲士的防护器具主要是皮制的甲胄和盾。

　　战车的分化

　　时代前行的步履匆匆。战车紧随战争的步伐又有了新的分工，大致分为野战车即攻车，运输车即守车，指挥车即戎车三种。由于夏代的战争多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由骏马牵引的战车驰骋于广阔平坦的大平原上所产生的快速度和冲击力，都是原始步兵无法比拟的，于是原始的徒步格斗渐渐被车战所取代。战争的胜负往往又取决于交战双方战车制造技术的先进与否;强劲的战车逐渐成长为军队主力。

　　但后人也注意到，自商汤灭夏并建立新的王朝之后，中原地区的战事相对平息下来。商王武丁时期的战争，多是对边疆山区方国部落的征伐。山区作战的特殊性，使战车的作用受到了限制，战车发展一度沉寂。依据考古发掘看，西周军兵种虽也有车兵、骑兵和步兵，但似乎当时的步兵已逐渐失去独立性，成为车兵的附属，或者可视作隶属步兵，这与殷商时期军队中既有建制步兵，又有隶属步兵的情况有所变化。到了西周或者春秋时期，战车重新崛起，一些军事强国常自诩为“千乘之国”。如晋军在城濮之战时仅七百乘，到春秋后期动辄至五六千乘;楚军全盛时发展到近万乘。车兵数量甚至成为七雄争霸较劲的“本钱”，七雄均以拥有战车多少乘来显示其军队实力。著名兵家孙武计算军队数量就是以车兵为计算单位的。他在《孙子·作战篇》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乘，革车千乘，带甲十万。”从车战战术看，也较前朝发达许多，可以说是战车发展的鼎盛期。

　　纵然以现今人们的眼光来看，古代战车的形制，在夏商周时期就已是登峰造极。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时的战车普遍采用四马驾挽。四马战车是在两匹服马外侧各增一马，称为“骖马”，靠一根一端拴系于车舆底部的梁木上、另一端套在马颈上的皮绳系束。增添两匹马力，这样就增大了战车的车速和载重能力。驭手主要靠连接马衔的辔绳控马驾车。马衔和马头络的装置方式，大致与今天的样式相近。

　　战国晚期，锋利的铁钢兵器逐渐用于实战，促使防御兵器出现变革，出现了铁铠甲和马甲。不仅将帅兵士而且连作战的马匹都得到了保护。

　　到秦末汉初，战车逐渐衰落，这大概与骑兵兴起等一系列军事变革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