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内容丰富，涵盖天道和人道。为人之道、为学之道、为政之道是人们日用常行当行之道，是人道;天人合一、人禽之辨、中和之道是宇宙万物自然运行之道，是天道。此六项构成四书整个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亦宋儒所说“大道之要”，或道统的主要内容。

　　天人合一

　　中国人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起源于上古。殷商以上，中华文化中宗教思想占着主导地位。在天面前，人完全是被动的，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

　　西周初，人们从夏、商、周三代的更迭中认识到“天命靡常”“命不于常”，天命并非一成不变。由此引起了思考。既然夏商都自称秉承天命而号令天下，又何以终致灭亡?天命因何而转移?周继商而立，如何才能永保天命不失?由对历史变迁的探究引出了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是：“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夏、商因为不能敬德，才丢失了天命。所以想要永远保持周的统治，就要“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这样，第一次把人作为与“天”不同的力量，思考人在天命转移中的作用，提出了天人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意义深刻的转变。有了这个转变，人们开始把眼光转向了人，发展了人文方面的思考。

　　以后中华文化就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到春秋时期，政治、道德思想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在整理古代文献，继承上古以来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又总结西周以来人文思想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儒学思想体系。孔子的思想，已经摆脱了天命的羁绊，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是独立于天的，自主的、自由的人文思想;而且它已经是一个包括为人之道(人道)和治国之道(治道)的思想体系，而不只是一些零散的观点、思想。儒学思想体系的创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标志着中华文化从天为主宰，敬鬼尊神到以人为本，天人合一这一根本转变的完成，中华文化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孔子“与命与仁”，天命在他思想中仍有重要地位。在孔子思想里，命和仁是不同的领域。仁是从现实的人事出发，是为了社会的安定和人的完善，又是完全由己，依靠人来完成的;是人的自由、自主的领域。孔子所说的命，是指人力所不及，人力不能支配的领域。命是外在的、必然的、不可抗拒也不可知的领域。命不可知，但必须知有命之存在。知命，即知有人力所不及，不可知的领域之存在。因为它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所以对天命应抱敬畏的态度。

　　孔子思想中的命和仁又是统一的。孔子的仁学体系，他弘道行仁的一生，完全立足于人的自觉。同时，他自信自己行道符合天命，和天命是一致的。他所做的一切，从人的方面讲，是人的自觉;从天的方面讲，同时也是天命之当然。从这个意义上看，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体现了人生和天命的合一。但他也留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对于命，他只说道的行或废，取决于命，谁也无法抗拒。对于为什么人生和天命(人道和天道)是一致的?人能不能认识和怎样才能认识天命天道?这个问题，他没有回答。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话，把天、性、道、教四者联系到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实际上也就是把天和人联系起来，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只是这一思想在《中庸》中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

　　这个工作后来由孟子的性善论而得到完成。孟子说：人有天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是仁义礼智的根源。仁义礼智根于心。由此，他进一步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性根于心，所以尽心可以知性。而性是天赋，是天道天命在人之体现;所以“知其性，则知天矣”，知性即可以知天。人要知天知命，不假外求，只反求诸己，修养自己的心性即可。通过尽心、知性，上达于天，为的是“事天”，即顺应天道，安顿自己的人生，也就是安身立命。

　　如此，天道和人道，必然和自主，不再是分离的两个领域，而是相沟通而合一，达到了天人合一。孟子性善论基础上形成的这一天人合一思想，乃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和主要特质之所在”。

　　孟子这一思想，对天人关系问题作出了完满的回答，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无法估量的意义。

　　如此，从殷周之际到春秋战国，从春秋末年孔子创儒学，再到战国时期孟子道性善，中华文化对天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从殷商时期的一切听命于鬼神，到西周初年由“天命靡常”的认识而转向“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开始对人文的思考。再到孔子摆脱天命的羁绊，建立起独立的人文思想体系，“与命与仁”。再经《中庸》到孟子，沟通天人，建立起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经过数百年间的发展，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解答了天人关系这个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从此中华文化走上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人禽之辨

　　“我是谁?”这个人生面对的基本问题，四书中有自己的回答。这就是《孟子》中关于人禽之辨的论述。

　　孟子性善论的核心精神是强调人禽之辨。他反对和批驳告子“生之谓性”的观点说。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他强调从人和禽兽的区别上看人性。认为只有把人与禽兽区别开的那些属性，即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特征才是人性。

　　孟子所说的异于禽兽的那“几希”，就是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此四心是仁、义、礼、智的“四端”。人所以为人，是因有此四心;若无此四心，“非人也”。

　　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为人性，是人性论上一个大创造和大贡献。古往今来，在人性问题上，“生之谓性”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然而，一物的性，是指该物区别于他物，所以为该物之特性。正如孟子所指出，生之谓性并不能正确反映人性。

　　孟子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为人性，给正确认识人性，怎样认识人的本质、特点提供了正确的思路，也给正确认识人生价值、确立人生理想、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对于我们认识和安顿人生有着根本的指导意义。

　　人真正可贵之处、真正的价值，在于他所具有的“仁义忠信，乐善不倦”的善性。孟子称之为“天爵”。而人们平日追求的“公卿大夫”、名利地位，并不是真正的价值。这些都是人所给予的“人爵”，人可以给你，也可以从你这里取走，不是真正的价值。

　　对味、色、声、嗅、安逸的追求，虽然也是生来就有的本性，但它不是人所独有的，所以不认为它是人性。对仁义礼智、天道的追求，虽然也受命的影响，但它是人的本性的要求，所以不把它归之于命。这就说明，人应该自觉努力发挥自身固有的善性，“修其天爵”，以实现自身真正的价值。对于“公卿大夫”、名利地位、物质生活的享受，则应遵道顺命，不做妄求。

　　生命的价值、意义，在于义。所以有“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的人生价值观;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格境界。

　　所以，认识人禽之辨，是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为人之道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出发点。

　　中和之道

　　中庸、中和，是儒学根本的核心价值。《论语》中讲到中庸与和。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以中庸为最高的德。关于和，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但《论语》中并没有把中庸与和相联系，也没有对中庸与和做更多的阐述。

　　《中庸》第一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中与和相连，提出了“中和”的概念。

　　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是中，中是平常不变的常道，所以叫中庸。喜怒哀乐本于人性，“未发”时的本然状态，没有过与不及，无所偏倚，是中。发而表现于外而能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处于适度的状态，叫作和。中是万物的本然状态，所以是天下之大本。和是人事追求的目标，所以是天下之大道。中与和互相联系，密不可分。中庸和中和，说的其实是一个道理。“《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中庸该得中和之义。庸是见于事，和是发于心”，“以性情言之，谓之中和;以礼义言之，谓之中庸，其实一也”。

　　《中庸》对中庸、中和思想分别从各个方面展开进行论述，对中庸、中和之道的特性、表现，功效和修养的方法、途径等作了全面的阐述，是理解中庸、中和思想的最重要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