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讲的企业家是商业企业家或商界企业家，他们做的是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包括一些组织管理方面的创新。我这里要讲另一类企业家，即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所谓制度企业家，就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人，他们做的是制度创新。

　　制度企业家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理论型制度企业家，他们给我们提供思想，改变我们的观念，塑造我们的文化，因而也可以称为文化企业家(cultural entrepreneur)。比如古代的亚里斯多德、孔子、释加牟尼、还有耶稣，近代的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当代有路德维希·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等，这些人都可以叫做理论型制度企业家。

　　第二类可以叫实践型制度企业家，他们是作为政治家在改变社会，比如古希腊的梭伦、伯里克利，古代中国的商鞅，还有像华盛顿这样的人，创造了美国这样一个体制。邓小平、里根、撒切尔，也都是杰出的实践型制度企业家。实践型制度企业家也叫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

　　企业家的本质是什么?用熊彼特的话讲就是创新，创造性破坏。在商界每一个重大的技术突破，都是对原来技术的毁灭和替代。比如，汽车代替了邮政马车;智能手机替代了原来的录放机、照相机和移动电话，甚至电脑;网络销售平台代替了实体零售店。

　　制度企业家的功能也是创新，他们的创新意味用新的价值观念替代原来的价值观念，新的行为方式替代旧的行为方式，新的是非观和新的善恶观代替旧的是非观和旧的善恶观，新的游戏规则代替旧的游戏规则。制度企业家要我们认同原来不认同的东西，或者不再认同我们原来认同的东西。

　　比如从宋代开始中国妇女缠脚，脚缠得越小越美，找婆家越容易，那时候小脚比漂亮的脸旦还重要。清朝入关后下了两道令，男人要剃发蓄辫，女人要放脚。但汉族妇女没有遵从法令，倒是男人们乖乖地遵从了，所谓“男从女不从”。民国之后，缠脚就慢慢废除了。妇女放脚不是妇女自己主张的，而是男人主张的，主张放脚的这些男人，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制度企业家。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文献，像康有为、梁启超就是主张放脚的这一类人。

　　邓小平领导我们进行市场化改革，我们过去不认同市场，现在我们认同市场。过去我们认同计划经济，现在不认同计划经济。未来中国好多变革，与这种观念变化有关系。对商界企业家来说一样，任何一个创新都要经过市场的经验。制度企业家也一样。你的创新是不是成功，你提出的游戏规则会不会变成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就看它们是不是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满足需要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者对人性必须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一个商界企业家如果不能透彻地理解人性，是不能成功的。比如苹果公司的产品大家非常喜欢，就是因为它们完全是从人性出发制造出来的产品。

　　制度企业家和商界企业家有所不同。经济中同一个行业有不同厂家生产的产品，不同的产品满足不同类型人群的偏好。制度企业家面临的一定是“大众市场”，不是一个小众市场。这个“大众市场”有“赢家通吃”的特征，并且，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考验。制度企业家提出的行为规范要能真正被人们所接受，需要构成博弈论上讲的“演化稳定均衡”。所谓演化稳定均衡，是指一种规范遵守的人数越多，对每一个人来说遵守这种规范的好处越大，最终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行为规范。由于这一点，制度企业家对人性的理解要比商界企业家更透彻。所以，伟大的思想家都要从讨论人性开始。

　　与商界企业家一样，制度企业家的创新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市场需求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可能判断失误。特别是，很多人感觉需要变化，但是并不知道怎么样变化，需要什么样的变化。制度企业家要基于想象力和直觉做出判断，而且与众不同。

　　第二个原因是“二阶囚徒困境”带来的风险。一阶囚徒困境简单说就是尽管合作对所有人都好，但每个人从个体理性出发选择不合作。与一阶囚徒困境不同，二阶困境是说维持合作本身需要规则，如果你违反了规则，就应该受到惩罚，但因为怕报复或失去赚便宜的机会，应该惩罚你的人没有积极性实施惩罚，结果规则得不到遵守。就像我们看到很多不文明的行为，比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等，你想指出来但却不敢指出来，因为你怕对方骂你，甚至可能打你。这就是二阶“囚徒困境”。

　　改变规则也面临“二阶囚徒困境”：旧的规则已经在那儿，人们习以为常，都在遵守。改变旧规则对大家都好，但率先站出来改变这个规则的人会面临其他人的惩罚。比如在传统社会，你想自由恋爱，但不敢，因为你怕别人说三道四，所以即使父母给你安排一个你不喜欢的媳妇你也会接受。这样一种二阶囚徒困境导致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甚至是身败名裂。

　　第三个原因，是制度企业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甚至比商界竞争还要激烈。比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间的竞争。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一个制度企业家能不能成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制度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和他们的理念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制度企业家之间竞争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赢家通吃。在制度创新方面，赢家通吃是通例，而在商品市场上赢家通吃是特例，像微软的平台软件是赢家通吃，但大量的非平台产品或者网络效应比较小的产品没有赢家通吃。北京有很多饭馆，四川的东北的陕西的饭馆都可以有市场，都可以赚钱。制度企业家之间的竞争类似微软平台和安卓平台之间的竞争，或者像不同3G标准的竞争。

　　第二个特征是思想市场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竞争。制度企业家的客户和商界企业家的客户不一样。商界企业家的客户基本上都在今天，有些可能稍微晚一点，但总体来讲都是当下的活着的人。而制度企业家的客户主要都在身后，甚至数百年之后。

　　所以，很多伟大的制度企业家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好运气;当他们的理念变成现实时，他们早已进入坟墓了。比如，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政府判处死刑，耶稣被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钉死在十字架上。

　　孔子活着的时候其实很悲惨，领着他的徒弟周游列国，到处不受人待见，恓惶如“丧家之犬”。孔子去世的时候，仍然是百家争鸣难分高下，他的影响并不那么大。他真正的客户是他死去之后，特别是汉武帝之后。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孔子的客户。

　　朱熹活着的时候，他的学术被定为“伪学”，他被叫“伪师”，连他的徒弟都被叫成“伪徒”。

　　政治企业家也有类似的风险，用中国人惯用的说法是“改革者没有好下场”。像穆罕默德这样的人可能是个例外，他活着的时候既是宗教领袖，又是国家元首，合二为一。

　　由于这个原因，商界企业家即使仅仅因为想赚钱，也可以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企业家。但是制度企业家不同，不可能以赚钱为目的。他的客户即使最后接受了他的规则，接受了他的产品，并没有办法给他付钱。所以，对制度企业家来说，理念是最重要的。

　　制度企业家为什么冒那么大的风险为人类创造思想和游戏规则呢?我的看法，一定是基于他们对人类博大的爱，对改善人类命运独有钟情，基于他们与众不同的崇高理念和神圣的使命感。这种对人类博大的爱和使命感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并不一定是自觉的意识，所以我们称这些人是“圣人”。他们与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从普通人的角度很难去理解他们。

　　对常人来讲，我们每做一件事衡量的标准都是近在眼前的利益。但是，对于这些“圣人”来讲，眼前利益是不重要的。苏格拉底如果认错交了罚金，就可以流放，不会失去生命;耶稣只要认错，就不会被钉上十字架;孔子如果愿意配合各个诸侯国的君主，能在任何一个国家谋到一个很好的职位，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我相信很多人劝过他们，要他们不要太较真，“好汉不吃眼前亏”，但是他们没有听从，不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利害关系，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理念。这些“圣人”一定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他们的那种使命感，那种对人类的博大的爱，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按常人的标准想象的。

　　即便不是“圣人”，他们也一定与众不同。至少，他们对死后的名声比生前的荣华富贵更看重，否则他们不会为了坚持理念而忍受生前的痛苦。也可以反过来说，对他们来讲，这个痛苦不是痛苦，因为违心地改变自己的理念才叫痛苦，殉道才是真正的快乐，而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一种痛苦。

　　裴多菲有一首诗大家都知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兼可抛”。当你把自由看得非常神圣，任何人想剥夺你的自由，你都不能容忍，因为自由的价值比生命更重要。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人类历史上有那么多了不起的伟大人物，那些“圣人”或者是“准圣人”，都是值得我们极其敬重的一些人。

　　轴心时代的制度企业家

　　在人类进入文明历史的几千年里，有两个时代是理论型制度企业家集中出现的时代，每个时代大约持续了500年左右。这两个500年所创造的思想，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

　　第一个500年，大体来讲，就是从孔子到耶稣那500多年，所谓“轴心时代”。这500多年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包括孔子、老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释迦牟尼，耶稣，等等，都出现在那个时代。他们所创造的那些思想，奠定了后来人类文明的基石，仍然在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或者说仍然没有动摇。

　　第二个500年就是从公元14世纪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一直到公元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一般认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标志性人物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其实不光法国，苏格兰也是启蒙运动的中心之一。法国的启蒙运动由理性主义主导，苏格兰的启蒙运动由演化主义主导。伟大的思想家如大卫·休谟，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还有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都对启蒙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个500年跟前一个500年不太一样。前一个500年的伟大思想家想的是什么?当时天下大乱，人类面临的问题是怎么从“天下无道”变得“天下有道”，他们更多地强调的是对人的心的改造，无论是创造宗教，还是创造像儒家这样的道德哲学，目的都是为“天下立道”。

　　第二个500年里，思想家们更多地强调的是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他们不再认为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必须接受神权的统治，而是认为每个人有自然的权利，自由和平等与生俱来，任何人不可剥夺，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又要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启蒙思想家认识到，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心”，我们能做到的是用制度和规则约束人的“行”。亚当·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就是将自利之“心”转化成利他之“行”的制度安排。比如说，市场上，一个人如果想赚钱，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否则你不能赚钱。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理论。

　　启蒙思想家认识到，人类的和谐和进步需要政府，但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和民主的约束。当权者的权力是那来的?过去说是上帝给的，也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或者如我们中国人说的统治者是“天子”，现在人们不再这样认为了。所有的统治权都来自人民的授予，也就是人民的同意。而且，所有的统治者和普通人一样，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我们怎么能够约束他恶的这一面?就是通过一整套的权力制衡体系，让一切权力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人民的监督。这就是法治和民主的目的。

　　过去我们老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其实从道的角度看，这些东、西方伟大的制度企业家提出的好多规则非常相似。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别，可能有点夸大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儒家理想国之间的差异可能不比儒家和道家之间的差异更大。

　　我总结了五点共同之处，而且我认为这是人类合作的最重要的规则：第一，“以人为本”;第二，“推己及人”;第三，“互助相爱”;第四，“诚实守信”;第五，“奖善惩恶”。

　　我用博弈论的话重新解释一下这五条：人类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但如果每个人只考虑自己的眼前的利益，就会导致囚徒困境和相互伤害。为了解决囚徒困境，就需要人们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包括克制自己的私欲，推己及人，互助相爱，诚实守信。而为了使得这些行为规范得到有效执行，不仅需要人们有理性和善心，而且需要一套奖善惩恶机制。如果这个机制得到公正有效的执行，每个人认识到长远利益，人类就可以走出囚徒困境，享受和谐而幸福的生活。

　　伟大的制度企业家想给我们设定一个规矩，在这个规矩下人与人之间可以更好地合作，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不伤害别人，还可以给别人带来好处。我现在认识到，经济学真正研究的是理性人之间如何能够有效合作，而且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哈耶克讲的“扩张的秩序”(市场秩序)如何运作。

　　所有成功的制度企业家创造的社会规范，从提出到主导人类的行为方式、形成制度和文化，需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这些行为规范在最初提出的时候，都被当作是反社会的力量，他们的创始人以及追随者经常受到社会和当权者的迫害。只有当追随人数达到一定的临界值之后，才被社会和当权者容忍，甚至摇身一变被统治者定为“国教”。

　　以基督教为例，从公元30年左右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到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宣称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经历了360年。这个时长大致与孔子去世到汉武帝确立独尊儒家的时长差不多。在这个期间，基督教除了要面对其它宗教的竞争，还要与反基督教的势力做斗争。罗马帝国本身就是基督教的最大反对势力，罗马帝国当权者曾给基督教冠上一个“淫荡宗教”的名字 ，说基督教徒经常聚在一块是乱伦，基督教不利于政治稳定，于是采取了很多破坏措施。

　　比如公元64年，尼禄皇帝在罗马点燃一场具有毁灭性的大火，诬陷说火是基督教徒点的，耶稣的信徒彼得和保罗都被困在里面烧死了。公元250年，德西乌斯皇帝在整个罗马帝国发起了对基督徒第一次有组织的迫害。公元257年，维勒里安皇帝再次迫害基督徒，并于公元258年处死了教皇西斯特二世。从公元303年到公元311年，戴里克皇帝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发起了对基督教时间最长的迫害，他发出很多的法令，剥夺了基督教徒所有的荣誉和社会地位，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并规定实行酷刑和残害，基督教徒不可以申辩，不得采取正当防卫。这也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迫害。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法令》，基督教获得了受尊重的地位，教会得到大量的财产，还可以免税。公元337年，君士坦丁皇帝在病床上最后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又过了二十多年，公元360年，尤里安皇帝又试图迫害基督徒，但没有成功。最后到了公元392年，狄奥多西大帝宣布基督教为罗马的国教。

　　佛教也有类似的经历。佛教在印度失败了，但制度企业家的失败不等于他的资产全没有了。类似一个企业破产了，但是其中很多优质资产被人兼并、收购走了。佛教虽然在印度失败了，但释迦牟尼的好多思想精华被印度教拿走了。佛教传入中国大体在两汉之间，到了南北朝佛教大发展，公元400年的时候全国大概有一百万左右的佛教徒。北方最强的北魏政权专门建立了一个宗教局，由政府部门监管佛教徒。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都发生过禁佛和迫害佛教徒的事件。最严重的迫害是唐武宗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多种原因，佛教被认为是对政权的威胁，于是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寺庙的资产被没收，260500僧尼被强迫还俗，这是佛教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一直到了宋代，佛教在中国的地位才真正稳定下来。1949年后，又发生了一场新的迫害佛教运动，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才结束。

　　由此可见，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最后的成功都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中国处在一个需要制度企业家的时代

　　第一个轴心时代，东、西方同时创造了辉煌的思想，但是第二个轴心时代我们没有参与新的思想创造。中国的“文艺复兴”在宋代，但那个复兴并没有引导我们走向现代，而是一种复古。西方的文艺复兴不是复古，复古是一个借口，真正是在往前走。100多年前，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我们中国人才认识到这一点，开始了中国的启蒙运动。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就是中国启蒙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其实五四之前我们中国人就开始了启蒙，包括自由、权利、法治、民主等观念的引进。

　　很遗憾，五四之后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启蒙基本中断了。我们用“主义”代替了“启蒙”，所以中国人的启蒙没有完成，做了一个夹生饭。四十多年前，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又兴起了一个新的启蒙运动，但这个启蒙大致只持续了十年时间。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今天面临着与100多年前同样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启蒙时代。这个时代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

　　启蒙需要理论型制度企业家，需要用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价值观说服大众，改变他们的观念。创造新观念的人不应该被多数人的既有观念所约束，也不应该受制于现实的“可行性”。当年亚当·斯密提出自由贸易的理念时，也被认为“不可行”，因为英国正处于重商主义时代。但几十年后，英国真的走上了自由贸易的道路。所以哈耶克说，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政治哲学是把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变得政治上可能的艺术。向流行的观念低头，就是对自己使命的背叛。

　　中国也需要实践型制度企业家。实践型制度企业家跟理论家不一样，理论型制度企业家可以没有任何官位，实践型企业家则必须在某一权力位置上。没有职位的人，不可能成为实践型制度企业家。实践型制度企业家也就是领导变革的政治家。好的政治企业家，必须有两个基本素质：第一个是正确的理念，第二个是强的领导力，也就是远见卓识、愿景、使命感、责任心、激情、政治技能。

　　(本文选自作者《理念的力量》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