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经受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也走到了一个自身“潜在增长率”下台阶而“矛盾凸显”对“黄金发展”瓶颈制约日趋严峻的新阶段。往前看，寻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必须在“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之后，使中长期发展与有效激发、如愿释放内生潜力与活力相结合，使经济增长质量真正提高，使强调多年的优化结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成为现实。而相关分析认识现在指向一个人们无法回避、议论纷纷的问题：为使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所面临的瓶颈制约得到破解，需要构建什么新的思路?我们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得到理论创新之光的烛照引领。

　　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已提出了从供给端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套认识和建议。在此简要勾划一下：我们所表述的“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是特别强调了什么理论创新，我们的“理论研究”所联系的“实际”具体落在什么样的系列化基本政策主张之上。

　　作为研究者，我们力求有所作为地形成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和对于实现“中国梦”历史目标的理论创新支撑。相关认识的切入点，是需要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

　　首先说“破”。在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对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亟需反思。

　　我们已直率地指出主流经济学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说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虽然他们各自强调不同角度，都有很大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确又不容回避——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另外，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回到现实即联系实际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在这样一个重要领域存在明显不足。

　　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贡献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却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方面——因为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不能回避的、解决转轨问题的客观需要，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对后一方面的重视程度提升不上去。

　　我们还可以较直率地评价一下经济学主流教科书仍然存在的和实践“言行不一”的缺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实际上是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他们自己在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在运行中间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它垮台，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施以援手，大量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

　　在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的理论界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可圈可点，从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最近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框架，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以从供给端发力为特色。

　　有上述这种反思之“破”而后，我们还强调，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以更开阔的、对经济学理论创新有所贡献的视野，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第一，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

　　第二，我们强调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是一种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的基点上，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

　　第三，我们认为市场、政府应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这里无非是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其实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互动。

　　在基础理论方面我们强调：应以创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是不可回避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特征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也包括那些发达经济体怎样在经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后更好地把理论服务于现实需要。

　　我们还强调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就是物的和人的这两个视角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是一个体系。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我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藉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端的发力。

　　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把认识框架的对称性提高。这样的认识落到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在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缓解“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十八大之后新一轮改革能不能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通、越走越顺。

　　我们在上述基本认识后面引出的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双减”——加快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对于消费的提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视程度的明显提高，但是对于投资这方面的进一步认识，我们认为也需要强调，这里放在“双扩”概念之下);

　　“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

　　“双到位”——在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分析认识，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贡献。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最基本的认识视角);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大部制”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长期困扰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简要地说，前面主张的这些“立”，既对应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又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邓小平所强调的“三步走”可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赶超战略。其间前面几十年主要是追赶式的直观表现，最后的意图实现则确切无疑地指向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在落伍二百余年之后又“后来居上”地造福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决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是一个古老民族应该对世界和人类做出的贡献，是文明古国应该通过现代化来加入世界民族之林第一阵营、在人类发展共赢中间做出自己应有的、更大的贡献。

　　我们深知，相关的理论和认识的争鸣是难免的和必要的，而在中国现在的讨论中间，似还很难避免有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比如说一般的评议中对某个思路和主张很容易被简单地分类——某些观点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某些观点被称为主张政府干预和主张大政府，有些则被称为是主张第三条道路。

　　我们自己的认识倾向是希望能够超越过去的一些贴标签式的讨论，侧重点在于先少谈些主义、多讨论些问题，特别是讨论真问题、有深度的问题，来贯彻对真理的追求。没有必要在经济学框架之内、在对经济规律的认知领域之内，对这些讨论中的观点处处去贴意识形态标签。

　　还有，对于理论研究的“从实际出发”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充分体察中国的传统(包括积极的、消极的);充分体察中国的国情(包括可变的与不可变的);也要特别重视怎样回应现实需要——有些已认识的固然是真实合理的现实需要，但也会有假象的现实需要即不合理的、虚幻的诉求，我们要通过研究者的中肯、深入分析，来把这些理清。既从实际出发体察中国视角上必须体察的相关各种事物，同时也要注重发展中国家的共性和个性，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包括阐明和坚持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在认识上可以得到的普世的共性规律和价值。

　　总之，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端、需求端、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互动关系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我们决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时代而做所理应追求的创新。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有巨大的进步和颇多成绩，但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随近年的矛盾积累和凸显，已日益表现了其局限性，经济下行中再复制式推出“四万亿2.0版”的空间已十分狭窄，较高水平的理性“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既然在中国中长期发展中如何破解瓶颈制约是国人面临的共同的历史性重大考验，那么我们应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从供给端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把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