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语汇中，没有一个词能如此深刻地影响世界，又如此产生严重的歧义,这个词就是社会主义。
1848年，一个被称作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917年这个“幽灵”引发“俄国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朿，东欧8个国家相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世界上有多少主义，只是文人学士的意念或者是群体帮派的宗旨，而社会主义却在各种主义的博弈中脱颖而出，成为影响世界的强大力量。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神圣光环下各种问题不断涌现。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揭露出骇人听闻的残害党与人民的事件。1958年中国发动了导致严重后果的三年大跃进，1966年又掀起了长达8年的文化大革命。1979年中国在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情况下开启改革。1991年苏联瓦解、东欧解体，社会主义阵营顷刻云消烟灭。现在，全世界只剩下几个国家还在坚持社会主义，但大都在改革中。对于社会主义能成为耀眼的新星，后来又突然陨落，尽管有不同的解读，但不可否认其中都蕴含着内在的深刻的原因。
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依然是执政党的目标与旗帜，但是：有多少人把社会主义当真?老百姓如此，文人学者如此，领导干部也如此。自由主义的改革派们明确主张抛弃社会主义，唯有左派在论战中把社会主义作为克敌的武器，显得似乎十分认真。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诞生、发展的。
资本主义崇尚个人至上的价值理念，这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崇尚的是族权至上、皇权至上、神权至上，人并没有被当作人，被奴役、受屈辱、遭压廹。500多年前西方哲人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呼喊尊重人的权利、人的自由、人的平等。独立的个人是社会的本源或基础，满足个人的需要是社会的终极价值。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教育之存在，都是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核心就是自由，行为选择的自由和思想信仰的自由。
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中，资产阶级凭借掌握的生产资料积聚财富，而工人阶级遭受剝削，面临失业、贫困和死亡的威胁，进而不断发生捣毁机器、有组织的罢工甚至暴动。资本主义崇尚的个人至上，实际是资本至上，资本操纵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
正是这种不平等、不人道的社会现实催生了社会主义。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找到了实现的阶级力量，即无产阶级，实现的路径就是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由此社会主义从空想被称为科学。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武装起义，建立了巴黎公社。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实行的普选制，说：“普选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个人选择权服务于任何一个为自己企业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雇主一样……另一方面，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
他高度赞尝公社颁发的《废除国家机关高薪法令》，说：“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
实行普选、随时撤换、给予低薪的巴黎公社原则，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肯定，就是为了消除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可能产生的新的特权。然而，在此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产生了新的特权，特权的膨胀成为当今中国的最大障碍与难题。
左派与改革派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分歧
资本主义从崇尚个人至上演变为资本至上。社会主义从反对资本至上演变为特权至上，这是社会主义的异化与癌变。于是很大一部分改革派认为，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并且根据资本主义的进步事实，认为中国的出路就是抛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
前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就持有这样的看法，他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说：改革就是要告别社会主义道路，重新回到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
李洪林是1946年入党的老党员，先后在延安大学、中央党校学习，后调中央政治研究室、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宣部、福建省社科院。1964年至1969年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时，我刚从大学毕业，曾与他是同事。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老党员，怎么会如此决然反对社会主义呢?他说：
“第一，社会主义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用公有制来代替，消灭不平等才能避免有产者剥削无产者。第二，社会主义认为商品生产必然因竞争而产生无政府状态，必须用计划经济来取代。谁来占有生产资料呢?社会。谁来制定计划呢?社会。所以这种思潮叫作'社会主义'。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呢?那就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用暴力打碎旧世界，在它的废墟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剥夺'剥夺者'，实现公有制。按照社会主义蓝图把整个社会建成一架大机器，每个生产单位，每个劳动者，都是它的部件和螺丝钉，都必须严格按照统一的计划进行生产和工作。以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实行的正是这种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走俄国人的路'，实行的也是这种原教旨社会主义。”应该说，李洪林对称之为原教旨社会主义的描述是正确的。
然而，无论是执着的坚持者还是坚决的反对者，对社会主义都存在认知的误区，这可以说是当今中国和世界最大的理论难题。简单地肯定与抛弃社会主义都是错误的，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取决于对这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共识。
中国对原教旨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改革，以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并且在所有制问题上作了策略上的妥协。一方面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原则，另一方面允许与鼓励发展非公经济。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就把非公经济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之外，从逻辑上讲，非公经济的发展就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宪法接着说：“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出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由，为发展非公经济提供政策依据。另一方面，由于认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非公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把公有制为主体作为现阶段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
这样，一批左派依据多种经济成份按产值计算已超过了公有制的事实，指责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而改革派则从国有经济垄断带来的种种弊端出发，要求给非公经济发展以更大的空间。于是产生了“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严重分歧。
公共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本质 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路径
社会主义是为了反对资本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而诞生的，社会主义倡导的价值目标与价值理念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拉丁文SOCILIS，意思就是公共的、集体的、社会的。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部落利益至上、奴隶主利益至上、贵族利益至上、资本利益至上的社会，还没出现过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和追求，这难道不对吗、不应该吗?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对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
但是，如何实现公共利益至上呢?这是路径选择的问题，应该说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都走了很大的弯路。这奇怪吗?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从16世纪提出空想社会主义至今才500年，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才160多年，从苏联诞生至今才96年，中国革命胜利才64年，要实现人类的理想社会，需要探索、实践以至付出成本与代价。能因为挫折、弯路而放弃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吗?把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与实现路径混为一谈，是产生歧义与争论的认识根源。社会主义的执着坚持者把为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的路径当作社会主义的原则，而社会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则把社会主义的路径错误当作社会主义本身。瞎子摸象，双方都把摸到的象腿当作大象，支持者与反对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如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上述解释没有异义的话，那究竟怎么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呢?
马克思认为，资本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源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由此带来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生产过剩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造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共产党宣言》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代之以什么样的所有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
马克思对股份公司的出现非常重视，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
然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所有制问题上都犯了同样的错洖，简单地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从认识论上来说，这个错误是可以理解的，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社会主义当然就是公有制。但是经过实践的检验，公有制带来生产力的低下，是不争的事实。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新和谐公社”试验中，由于劳动者缺乏积极性，工厂、作坊经常停产关门，甚至连当时最先进的机器也不得不闲置起来。
这种状况在实行公有制的苏联、中国都无一例外地发生。经济上不去，人民普遍贫困，最终导致苏东崩溃、中国改革。但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的惯性思维牢牢地固化在原教旨社会主义者的头脑里，执着地坚持着。而某些改革派以同样的思维方式坚决反对社会主义。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这是路径与手段。换言之，按照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与要求选择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或者什么领域适合公有制，什么领域适合私有制。实践已证明，没有实行公有制而经济繁荣的实例很多，实行公有制很多带来的是贫穷、饥饿，以至饿死数千万人的悲剧。
那么怎么看待私有制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是必须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能够带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但关键在于分配，剩余价值被少数人占有，造成两极分化。逻辑的结论就是不必消灭私有制，通过分配与再分配，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为劳动者与社会所占有，也就是说剩余价值在资本所有者、劳动者与社会中合理分配，这就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原则。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走了这一条路，收入差别不大，税后收入最高与最低仅差3倍，并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
中国改革开放，引入非公经济，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高。1950年至1979年，改革开放前30年的财政收入从62.17亿元增加到1146.38亿元，增长了18.43倍。1979年至2012年，改革开放后34年的财政收入从1146.38亿元，增加到117210亿元，增长了102倍。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交纳的税收成为财政收入，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物质基础。非公经济的税收交多了，就是背离了社会主义，这就是左派的奇谈怪论。
社会主义运动受挫的根本原因：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绝对对立
社会主义倡导公共利益至上，反对资本利益至上，进而反对个人利益至上，使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处于绝对对立的状态，于是从理论到实践进入蔑视个人利益、剥夺人的自由的误区。这是社会主义运动严重受挫的根本原因。
公共利益至上的本质是维护每一个个体利益，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对个体的行为做出规范与限制，这就是道德、制度与法律。然而，这种道德、制度与法律，一定不是建立在剥夺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基础上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犯了严重错误。
一是把公共利益至上误为整体利益至上。公共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区别是承认还是否认每个个体利益，前者如股份制量化为个人产权，后者如公有制则否认个人产权。整体利益至上，就是以“毫不利己”“大公无私”为道德，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为准则。导致以集体利益、整体利益、全局利益为名，或者以国家、人民、革命的名义损害个体利益的现象大量发生。
二是把整体利益至上误为阶级利益至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而把无产阶级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是革命阶级，资产阶级成为消灭对象。苏联称工农兵苏维埃，中国提为人民服务，这就把“非无产阶级”、“非工农兵”、“非人民”排除在整体利益之外，进而剥夺这一部分人的利益。
三是把宏观经济管理误为实行计划经济。为了克服生产的盲目性，消除企业的利益动机，全面实行公有制，并由政府下达指令性计划，按规定的价格调拨物资，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实行统制经济的结果是，宏观经济比例失调，微观经济活动低效。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了这种模式与结构，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否认、限制以至消除个体利益，以实现所谓的整体利益至上。结果，社会主义没有给民众个体带来美好的感受，反而是普遍贫穷、没有自由，甚至造成大批人饿死、受到残害。严酷的事实证明，不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上的公共利益至上，不仅不是人类的天堂，甚至成为地狱。苏东解体与中国改革成为不可避免。
邓小平打破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桎梏 开启价值社会主义
质疑并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结构，开启价值社会主义的第一人是邓小平。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
邓小平总结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问题的原因时指出：“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
他还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的结论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实行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
与传统社会主义不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关注个体的物质生活。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城市推行企业制度改革，鼓励发展非公经济，引领中国完成了从“政治第一”向“发展第一”的转折。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破除了传统社会主义关于计划经济的戒律，在所有制问题上为引入非公经济提供了策略上的依据，但没有取得理论上的突破。支持个体追求财富的动机与行为，但发生了与传统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冲突。对于权力过分集中的一党领导模式提出了批评，但没有来得及启动政治改革。
邓小平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对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革，但他毕竟打破了旧社会主义的桎梏，开启了新社会主义的探索之路。
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确立发展第一的方针，在我国发展进程中起了历史性的伟大作用。这一方针纠正了政治挂帅、忽视经济的错误倾向;它引入市场经济、实行改革开放;它凝聚党心民心，谋发展、搞建设;它增强了综合国力、改善了人民生活;它实现了与现代文明的接轨，融入了世界经济。
对于摆脱政治狂热的中国，对于温饱未解决的中国，发展第一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成功的原因往往是问题的根源。它在扫除了一切对发展经济干扰的同时，也为非科学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发展第一，就是GDP第一，项目第一，招商第一。各级政府压低劳动、环境、资源成本，竞相建设投资者的天堂，采用拼劳动、拼环境、拼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增长，这就形成了低消费、高消耗、恶环境的非科学发展方式。发展成果的分配，向经济建设倾斜，投资率趋高;向政府自身倾钭，行政开支加大;勿视民生问题，公共福利短缺。发展第一的方针也就带来增长方式的不合理与发展成果分配的不合理。
中央先后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实际上是为了克服经济第一带来的偏差，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新改革，可是解释来解释去还是发展第一。对各级政府来说，发展第一意味着政绩提升、财政收入增加、项目支配权扩大，红色、灰色、黑色收入统有，具有不可遏制的利益冲动。GDP指标层层加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为此不惜耗尽财力、债台高筑，不少地方政府甚至达到破产边缘。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在发展第一中做大。
今天依然强调发展第一，是要反对什么倾向，倡导什么价值观，出台什么新方针?今天，几乎人人在谋发展、忙挣钱，可以说已到了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的地步。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除了物质追求以外，没有了精神、理想、信仰、道义的追求，必然腐败堕落、道德沦丧。
当然，对发展可以解释为不只是经济发展，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济发展是以GDP为指标、作为政绩考核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什么时候作为过政策目标?今天，求发展就是搞经济、弄好处，钱到手就是硬道理，其它都是扯谈。中国人成了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官员、校长、教授、医生都不例外，金钱“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
发展第一带来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倾向，已使党陷入深深的危机，除了输送权力与利益以外，没有了凝聚党心、民心的理念与思想。在攫取利益成了唯一选择时，腐败是必然的。
尽管对发展第一、GDP目标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人们期待有所作为，但一直未能出现，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在认知上，很多人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与前提，而忽视了为谁发展、成果分配的关系党的性质的根本问题;第二、在利益上，发展第一为各级政府和特权集团获得巨大利益提供依据，要改变它困难重重;第三、在政治上，发展第一是邓小平提出的，应对这份政治遗产缺乏勇气与智慧，既想克服发展第一带来的偏差，又把发展第一作为不可动搖的方针，口号不断翻新，理念还是旧的。把发展作为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与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必然重发展、轻分配;重经济、轻社会;重建设，轻民生;重物质、轻精神;重增量、轻存量;重招商、忙应酬，还要什么改革，能出什么新政?
如果说当年中国要摆脱政治第一的狂热，今天就要走出经济第一的误区。当年邓小平面对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时，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那么今天面对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时，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将中国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先发展起来，二是再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
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就是解决先发展起来，实行发展第一的方针是对的。现在作为第二阶段要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就不能是发展第一。道理很简单，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不等于社会主义。发展是为社会公共利益奠定物质基础，但发展不等于社会公共利益。发展成果分配严重不合理，造成民众对改革怀疑、政府不满，怎么还是发展第一呢?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再次面对实行新政的期盼。邓小平领导中国成功地完成了从政治第一向经济第一的转折，今天就要实行新的伟大转折。新转折首先表现为价值理念、价值目标、价值尺度的转变，从而提出新方针，推行新改革，最后建立新制度，树立新风尚。适应时代历史的需要，提出引领民众的新理念、新目标，这就是政治伟人的作用。
今天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一方面必须继承历代领导人留下的政治遗产，列入指导思想的名单越来越长;另一方面又必须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推行新的改革，于是陷入“跪着改革”的困境。跪着是不可能实行新政的，但又不能与历史政治遗产决裂。为此，提出的新理念在意识形态上不被质疑，这是启动改革的前提。
普遍幸福主义：不能以大多数人的名义牺牲少数人
社会主义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在经济领域实行公平分配，在社会领域健全公共服务，在政治领域推行民主法治，在文化领域倡导道德文明，在生态领域实施环境保护。
究竟用什么综合衡量社会公共利益呢?这就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幸福，社会主义就是以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为目标的社会主张和社会模式。价值目标一定是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不是大部分人，更不是少数人幸福。当然，实际结果由于个体因素等原因，只能是绝大多数人的幸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由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
我认为，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最应该记住的，也是最需深刻反省的话。
人类的历史就是人性追求的历史，社会的变迁归根到底是人性的力量所决定。什么叫人心所向，就是符合人性。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归根到底是违背人性。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成为历史，归根到底是不符合人性。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取得成功，是迎合了人性。今天需要开启的新政，就是按马克思所说的“完全、自觉的”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标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否认存在抽象的普遍的人性。人作为一个类，就有与无机物、有机物，有机物中的植物、动物不同的特性。而人又分为男人与女人，男人与女人一定存在不同的特性。再往下细分，可按年龄分为老人与年轻人、也可按阶级分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阶级性只是人性中的分支，用阶级性否定人性，为违背人性、扼杀人性的种种行为辩解，而把迎合人性、符合人性的进步加以贬低、丑化，硬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这是把社会主义引入万劫不复的罪恶理论。
社会主义应该是最符合人性的社会，倡导的就是人类都能接受的普世价值，这才能成人类的共同理想，才能解放全人类。
那什么是人性呢?人性区别于动物性，又包含动物性。因此，人性有善与恶。人的本质是指人与动物的区别。与满足生理需求的动物不同，人不仅要吃饱，而且要吃好，吃出花样来;不仅要穿暖，还要时髦，穿出个性来。人存在对物质无限性追求。人不仅要吃好、穿好，还要寻求情感的愉悦、精神的自由。人存在对精神的无限性追求。人的本质属性就是追求幸福。
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幸福的历史，人类的知识与文化都是为了求幸福。社会主义就是“完全、自觉的”把所有成员幸福作为终极目标的社会。幸福是个体的感受，以幸福为目标，就要尊重每个个体的利益与需求，就不能以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阶级的利益、党的利益为名忽视或侵犯个人的利益。强调所有成员幸福，而不是大多数人的幸福为目标，也就是为了防止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名，牺牲少数人的幸福。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为所有成员幸福创造条件，但实际生活中由于个体因素，幸福感有高低的区别，当然还存在不幸。
现在就可来解释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以所有成员幸福为目标的国家，这就是幸福中国。
以幸福为目标代替财富为目标，就是为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价值选择，追求自己的幸福方式。幸福来自物质层面的满足感、情感层面的愉悦感和精神层面的价值感。创建幸福中国，应该以有限的资源满足全体民众的基本物质需求，鼓励从和谐的人际关系中与价值感的精神追求中获得幸福。
幸福中国的基本国策应该是：
第一、注重公平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防止财富向少数人集聚;
第二、健全公共服务，实行全民福利，消除特殊群体对公共资源的侵占;
第三、实行民主法治，建立公共财政，约束政府的自利倾向;
第四、推行集约经济，倡导节俭生活，改变浪费资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五、倡导情感关爱，改善人际关系，遏制损害他人的获利行为;
第六、创建幸福文化，普及幸福知织，走出以金钱为目的认知误区。
归纳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中国模式的幸福社会，具有六大特征：经济殷实、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清洁、物质低耗、精神愉悦。据此，我提出以“幸福中国”作为推动中国新转折与新改革的目标与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