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恶化哪里泄愤

　　2010年3月23日发生南平校园血案后，中央政法委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把维护学校、幼儿园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各地纷纷出台各种措施，包括派民警在学生放学时巡逻值守。

　　可是，这次凶手把作案对象换成了公交车上的市民，能采取什么措施呢?对上公交车的每位乘客进行安全检查?

　　预计当地政府采取一些善后措施也就了事，一切照旧，又能如何?等下一次类似事件发生，舆论又热议一下，之后依然照旧，还能怎样?付出这么多生命代价，就不能换回社会治理的一点思考与进步?

　　从纵火犯陈水总的遗书和微博中了解，户口迁移过程时派出所把他的年龄填写错误，致使他的社保不予办理，找公安改错又到处踢皮球，年纪大工作难找，数十年来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下……公安的结论是“因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

　　引发他报复社会的直接起因是公安部门的错误与推诿，更重要的是他在整个过程中情绪极度恶化，没有地方渲泄、没有地方倾诉、没有地方抚慰、没有地方关怀，他的这种感受“当官张一下嘴，草民跑断腿”，向谁说?有谁听?越来越恶化的情绪积累，当超过临界点时就暴发了，丧失理性、不计后果，于是选泽对社会伤害最大的办法来报复。物质生活的贫困没有使他陷入绝境，被蔑视而恶化的情绪使他彻底绝望。

　　我们应该问责于政府有关部门，明明是填写错误，为什么就不能改正?为什么不把人当人而一再推诿?有些当官者，明明是一次、一天可办完的事，让人家跑几次、跑几天;明明是举手之劳可办的事，就不给办，在耍弄权力中获得快感!对政府部门与政府官员建立一套制衡与考核制度是我国制度改革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能否以此为契机进行研究，对政府部门进行民众满意度测评应该是可行的一项措施。

　　建立情感关爱制度

　　一个有效的社会治理结构，需要两个机制：一是利益诉求与调节机制，二是情感关爱与疏导制度。前一个机制，我国还很不完善，需要努力。但后一个制度，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更需要关注。因为不是所有的利益诉求都是合理的，也不是所有的合理诉求都能解决的。这就需要及时的情感疏导和情绪排解。

　　我创办的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自2009年4月28日开通免费咨询热线88851085以来，截止2013年5月31日，共接来电16062个，接待面询1201人次，QQ咨询48人次，成功避免高危机事件 27起，其中企图自杀案12起，报复家人案9起，报复社会案6起。

　　一起是因劳动纠纷，认为法官不公，欲杀法官。

　　一起是公交司机与车队长发生矛盾，欲肇事。

　　一起是认为警察处理不当致女友离开，想血洗派出所。

　　一起是被老板辞工、仲裁拖延、生活无望，几动杀机。

　　一起是儿子夭折，侄子手术，求助无门，欲杀洋人泄愤。

　　一起是被刑拘8个月无罪释放，向公安索赔无果，欲自杀报复。

　　中心规定接到欲自杀他杀者电话，立即启动应急程序，尽量劝说求助者来中心面询，全面了解对方的境遇、情绪、动机，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劝导，同时联系有关方，协调解决现实困难。

　　欲自杀他杀者都有无奈的委曲、满腹的怨恨、激愤的情绪、绝望的心态，他们最需要的是倾听心声、情感抚慰，在情绪得到渲泄、处境得到理解、遭遇获得同情以后，才有可能回到理性，讨论解决问题的途径。

　　政府的理性选择

　　陈水总的年龄改错的诉求以及推诿而引起的情感困惑，如果厦门有市民情感护理中心，这场惨案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的利益诉求就是办理社保，使他与家人的生活有所改善。我们处理的6起企图报复社会案，直接起因虽不尽相同，但大都出于改善境遇的动机，我们在情感护理中给予高度的认同，在此基础上加以疏导：由于问题没有解决而采取报复社会的做法，不仅伤害无辜，自断生命，更是给家人带来巨大的不幸与痛苦，违背改善境遇的初衷，从而帮他进行理性的选择，放弃极端想法。陈水总有妻子和女儿，还有兄弟姐妹七个，只要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能夠让他回复理性的。然而，陈水总能找谁?党政系统的宣传部、文明办不会管，找信访局还是推回公安。社会慈善机构关注教育、救灾、帮困、医疗，情感关怀处于空白。街坊对他的印象是“斯斯文文不太爱说话”，看来他不是天生的暴徒。当他失去理性时，社会没有机构、没有系统能理性地关注，这是社会治理的严重缺失。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就会反映在情绪上。如果得不到疏导，就会形成心理问题、心理障碍，心理障碍严重也就可能转变为精神疾病，有的人会做出自杀、杀人、犯罪等行为。我在2004年5月写的《你的选择与中国未来》一书中提出“建立情感护理系统的设想”。

　　精神健康工作，分三个方面：精神病医治、心理障碍治疗、情感困惑排解。后一项是保障民众精神健康的基础性的工作。人人都有情感困惑，人人都需要情感关怀，就像汽车需要保养，人的情感更需要护理。为此，我创建了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并推动金华市、秦皇岛市成立了情感护理中心，中山市正在筹建中。

　　我在推进这项事业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由于中心的服务是全免费的，需要有资金来源。在深圳市民政局的支持下，中心得以成立，并在2009年至2010年获得政府购买服务款项117.2万。可之后中断。我成立了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向企业募捐，先后获得270万捐助款维持至今。筹款以求中心的生存是我的主要任务。我已72岁，有人质疑中心的持续性，你还有几年奔头?

　　对城市政府来说，修路、建桥、盖楼投入资金百、千亿，建一个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只需50万至70万，拿不出这笔钱吗?就算经济帐，中心避免了27起自杀、他杀事件，挽回的经济损失比政府投入的117.2万不知大多少。厦门市政府对纵火案的善后处理需要数千万，然而拔50万支持成立市民情感护理中心，财政就未必愿支付。这是理性的选择吗?

　　深圳市民政局原局长、广东省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刘润华说：“市民情感护理中心的工作很有成效，社会很需要他们，他们办了政府应该办而没有想到的事。我们对他们的支持，不是政府的恩赐，实际上应该说是社会组织对政府的支持。”可惜政府官员中有他的这种认知太少了。

　　预防自杀应重于救灾

　　我国每年自杀28.7万人，相当于每年三、四个汶川地震的死亡人数。地震发生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指挥，政府社会紧急动员。我国的自杀率是10万人中有22.2人，已经成为高自杀率国家。可是，至今政府对于自杀没有统计、监侧、分析、应对、预防措施，社会也不关注。我们要抢救死于地震者，过了72小时的黄金时段也不放弃。可对于死于自杀，却无动于衷。每年自杀几倍于地震的死亡人数，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自杀对社会的危害严重得多，一人自杀将对周围6个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有0.1%，即287人产生报复杀人的念头，这个社会还能安定吗?

　　在我国30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建立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以每个中心70万计，只要2100万。在333个地级市建立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以每个中心50万计，只要1.65亿。我国巨大的维稳费中拨出一个小小的零头，就可建起全国的情感护理系统，这对预防自杀、维护稳定、促进和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样利国利民的事为什么不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