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曾在1984年参加过莫干山会议，当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组处长的他主持起草了“关于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提出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改革方针。

　　经济观察报：财税改革为什么会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最受关注的话题?

　　徐景安：目前中国财政收入的85%是纳税人交的税，应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管好、用好大家的钱袋子，这是社会主义的第一原则。

　　1950年至1979年，改革开放前30年财政收入从62.17亿元增加到1146.38亿元，增长了 18.43倍。1979年至2012年改革开放后34年财政收入从1146.38亿元，增加到117210亿元，增长了102倍。

　　这么一大块蛋糕怎么分配，这可是头号大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却不管好全国人民的钱袋子;讲发展、喊改革，也不关注全国人民的钱怎么花，这才真正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把发展作为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指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物质基础，但发展不等于社会公共利益，如果说发展是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的话，公平合理的分配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体现。

　　今天中国的问题就出在分配上，导致贫富差别扩大、两极分化严重;建设投资膨胀，公共服务不均;行政开支过大，社会保障短缺。分配不合理，造成内需持续不足，制约经济发展;民生问题严重，不利社会进步;民众普遍不满，影响政治稳定。一次分配当然是有问题，但是二次分配的问题更严重。两者都涉及到财税体制的方方面面。

　　我认为当今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分配。财税体制改革是一个大题目，大题目底下就是财政监管体制，所以建议大会把财税体制改革和预算法的修正作为主题，向中央提出建议怎么监管财政，把钱袋子看好。

　　经济观察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各界对财税体制改革期望甚高，你认为在改革全面启动之前，当务之急要解决哪些问题?

　　徐景安：财税体制改革涉及国家、企业、个人以及中央与地方等各个方面，当前最紧迫的是强化财政监管，把大家的钱袋子管好。

　　中国没有《财政基本法》，只有《预算法》。1951年颁布了《预算决算暂行条例》，直到1994年才由全国人大通过《预算法》，1995年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预算法实施条例》。《预算法》和《实施条例》，构建了沿用至今的财政体制基本框架。

　　但在目前财政分配存在严重问题的情况下，《预算法》公布后至今没有发现和处理一起违法事件，说明中国对财政的监管处于实质虚置的状态。2004年启动《预算法》修订，历经三届人大都未通过，目前对公布的《预算法》修正案存在很大分歧。

　　一个国家的预算法，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公众及其代表机构对政府行政行为的规范与监督，实际是公共决策的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化。而中国的预算法，主要是政府行政部门对所属机构、单位的规范与监督，基本上是属于财政部门的工作条例。

　　另外，这次预算法的修订，仍是由财政部为主起草，人大的权力没有强化，公众参与没有体现。这样一项重大改革，必须成立超越部门利益的更权威的机构，来领导并提出对《预算法》的修正，同时做相应的制度安排。

　　经济观察报：除了修改预算法之外，强化人大对财政的监管权力，具体还包括哪些内容?

　　徐景安：首先应该由中央财政领导小组牵头，成立一个中央的财政财税改革领导小组，把财税改革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并围绕财税体制改革做一些制度安排，把政府体制改革慢慢引进去。

　　其次是要将编制办、审计部门划归人大。加强和充实人大预工委、财经委的专业能力，强化人大的监督能力，加强预算、监督、管理机制的建立。所以中央建立这么一个小组，就是由财政监管体制牵头，人大制度改革相配套，单纯讲修正预算是不够的。

　　加强监管的措施主要包括，保证财政信息完整、透明、公开，加强预算及预算调整审批，集中管理财政资金，控制政府运行支出，以及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对于加强人大的监督能力这块，为了改变人大对财政监管“实质虚置”的状况，需要对人大审议制度进行相应改革。一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与地方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对预算草案与预算调整进行初步审查时应召开专家座谈会、听证会、质询会等方式，并允许公众代表和媒体参加。

　　二是将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归属于各级人大，新增财政供养人员由编制部门召开听证会等方式，进行初步审查，并允许公众代表和媒体参加。

　　三是将各级审计部门归属于各级人大，负责对决算草案进行审计，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与地方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对决算进行初步审查时，政府部门应接受质询，并允许公众代表和媒体参加。

　　四是适应审查工作的需要，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与地方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需充实人员，各级人民代大会需要延长会议时间，审议预算草案及报告、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