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时代，政府部门必须建立一个为自己决策服务的，目的在于寻求更好决策方法的超级大数据系统。政府应当更加关注信息公平、共享，保护民众的参与，同时加强企业和民众的合作，以此打破行政壁垒，转变干部作风，建立开放共享的服务型政府和政府治理与服务平台。

　　互联网的出现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市场的内在规律，例如，滴滴打车确实给乘客带来了出行便利，但并没有改变司机与乘客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也没有改变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是，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具体表现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触摸系统、定位系统和寻呼系统，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需求对接更加准确、即时和便利，这使在其中充当调解和监管角色的政府治理方式也将发生深刻的变革。理解这种关系的变革，对于重新定义互联网环境中的政府与市场边界非常重要。

　　互联网改变了政府治理环境

　　互联网环境中的政府与企业。眼下，全球信息化正在朝着高端方向发展，主要特征是在数字化和网络化基础上，智能化正粉墨登场，企业的经营模式被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革。分享经济、跨界整合等诸多新的经营模式以及移动出行、互联网金融、移动医疗等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有可能会颠覆传统的企业概念、社会生活内涵、政府治理方式等，进而重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的新模式。政府用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手段来宣传政策法规正被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取代，政府用实体手段提供服务和管理也让位于互联网服务域管理。在这样的环境中，政府若要实现华丽“转身”，就必须依赖大数据支持，打破现有的数据分割体制，构建共享平台，实现政府流程的再造。

　　政府公共服务外部性被赋予新的内涵。按照传统公共管理的理论，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和职能，因为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如路灯、灯塔，任何人都是可以使用的)。这是公共管理理论长期坚持的基本观点，也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税收理论的基础。现在人们看到，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一些网络平台，诸如百度、谷歌尽管是私人公司创办的，但任何人都可以上网搜索和使用，并不必为此付费。拥有数亿用户的“微信”也是免费提供的，它甚至成为当今人们交流的主要方式。由此要问，在这些领域，公共与私人公共服务的边界在哪里?在这里，政府、企业和社会的边界变得不是清晰了，而是模糊了。在模糊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它们之间的职能和关系预示着公共管理、市场管理和社会治理方式方法及其理论都将发生革命性的进步。

　　组织方式的日趋平台化。进入新世纪以来，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社交网络、传感器网络以及企业、学术部门、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储存了巨大的数据，那里面有人、有时间、有地点、有事物、有事件，国际国内，古往今来，彼此之间还相互关联。大数据每年以6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在数据储存和处理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计算机的各种认知能力不断扩张，如触觉、视觉等，它将与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一同发展，并与人类互动。过去，人类通过个体和集体以及传统的通讯方式建立的市场体系正在被改变。

　　互联网环境下的政府治理趋势

　　多元治理主体下的新型“共识”。随着平台化趋势，互联网时代不太可能产生这样的“共识”，即“人人都满意”“人人都同意”，因为这是一个主体多元的时代。在利益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政府必须以一种开放的心态看待“共识”问题。互联网将大大提升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协同效率，各级政府及其领导干部对此必须有深刻认识和长远的预见性，并积极拥抱互联网。大数据可以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使其及时准确判断形势。

　　经验决策模式遭遇大数据困境。一些政府部门目前不掌握有关互联网的全部数据，也不掌握互联网带来的商业运营情况，如果仍以传统的经验决策来面对大数据决策，很可能陷入决策的信息不对称风险，造成决策失误。互联网时代最具有革命性的一项发展是消费者、企业的方方面面的供给与需求几乎都可以量化，数据成为决策的主要依据。服务平台可以通过匿名手机信号等方式，来实时获取消费者的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上开展深入分析。政府“朋友圈”是政府利用目前较为普及的微信“朋友圈”主动公开政务信息和提供服务，以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建设服务平台。这也是实现政府流程再造的重要途径。

　　市场机制在新技术环境中得到优化。政府决策部门目前主要还是通过座谈会、实地考察和基于媒体收集的各类评论等方式来分析问题，缺乏即时认知，也缺乏大数据分析。这个时代少了数据，就没法决策，尤其涉及以数据为基础的互联网各类商业模式，没有精确的数据，就难以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人类的认知能力已经不是亚当·斯密思考市场机制时的潜意识里的那种个体的认知能力。由于互联网，亚当·斯密所谓的那只以前“看不见的手”，现在或隐或现，比以前更加清晰了。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机制的设计就自觉不自觉地得到了优化，比以前更有自觉性，为政府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

　　互联网环境下的政府流程再造

　　适应互联网环境的决策模式。互联网时代，消费者消息灵通，选择空间大，消费需求苛刻，加上企业之间竞争激烈，就要求企业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和便利。数字打假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手段，并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目标。数字打假成功地节省了政府的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正在改变人们原有的消费需求模式。数字时代的新消费模式正在打破原有的旧模式。这是当前认识互联网对政府决策影响的前提。

　　应对互联网环境的“马背原则”。“马背原则”讲的是在许多美国西部大片中看到的情景：骑在马背上的牛仔将马勒住，对周边情景进行一番观察，好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因为他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政府角色是互联网时代的角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政府角色。对于迅速变化的互联网和消费者以及企业来说，政府要想使自己的政策奏效，就必须成为马队中的一员，而不是临时叫来救火的“消防队”。许多新事物、新业态，与其马上规范，不如给它们一个发育的时间和空间，待趋势明了再做决策，岂不更好?

　　构建互享信息，互信互利的合作平台。在互联网时代，政府部门必须建立一个为自己决策服务的、目的在于寻求更好决策方法的超级大数据系统。当前我国搭建统一数据平台的关键是政府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信息不能有效共享，大数据在当前遇到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机制问题。国家治理体系依赖于制度建设，应当从制度建设入手来重构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互动与协同治理体系。要紧紧围绕“透明、参与、协同”的原则来完善制度体系和政府的治理水平，提高企业信息的开放水平和全社会的参与水平。政府应当更加关注信息公平、共享，保护民众的参与，同时加强企业和民众的合作。以此打破行政壁垒，转变干部作风，建立开放共享的服务型政府和政府治理与服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