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党内学习活动中，一个突出但少有人注意的特点是对撰写学习笔记的特殊重视。经过几十年传承发扬，读书作笔记已经成为党内政治文化的行为积淀。

　　党内最早对读书作笔记作出论述、提出要求的是陈云。1938年，陈云为了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探索建立了一套学习制度，撰写学习笔记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1939年12月，陈云在一篇文章中认为：“读书要作笔记。这有两个好处，一是让你多读几次，一是逼着你聚精会神，认真思索，使你了解深刻些，而不像随便看过去那样模模糊糊。”陈云不但这么认为，而且也这么作为。不论是听讲座还是看书，他都认真记笔记。从《陈云传》披露的陈云这一时期的几十本笔记来看，学习笔记的内容极为丰富和广泛，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陈云不但自己认真记笔记，而且也严格要求与他共同学习的人记笔记。“对列席学习小组的人，陈云要求也很严格，经常检查大家的学习笔记，看看是怎样记的”。无独有偶，徐特立在1942年4月发表的《再论我们怎样学习》中，认为“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节抄”“摘抄”也是作读书笔记的一种方式。当时，撰写、记录学习笔记尚属于少数个人的学习习惯和经验。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要求对既定学习文件“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把撰写学习笔记的个体行为扩展为全体党员的集体行为，在制度上提出了要求。

　　中宣部的《决定》关于“写笔记”的要求简明扼要，毛泽东对撰写学习笔记的意义赋予和明确要求则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毛泽东在半个多月后的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时，专门针对干部作笔记问题发表了讲话，对作笔记进行了理论提升。一是遵从党规的要求。毛泽东认为，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决定，作为全党意志体现的党的《决定》有要求写笔记，党员就要坚决执行。“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都要写笔记……一定要写。”二是学习态度的体现。毛泽东认为，是否写笔记体现了党员对过去错误和功劳的认识。“如果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太爷那就不行。”有功劳的人也不能把立过功作为不写笔记的理由，“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三是总结经验的需要。毛泽东认为，《决定》所要求学习、撰写笔记的文件与其他著作和文章不一样，是对20年艰难困苦革命经验的总结，即使亲身经历过，也需要再深入研读才能深刻体悟和总结其中血的经验和教训。“走得再多也不行……单是走不写笔记，经验就总结不起来。”

　　在毛泽东的力推下，学习作笔记得到了党内积极响应。各级各部门各单位都制定了相应的制度或计划，在强化撰写笔记、检查笔记刚性要求的同时，都提出了更为具体、细化的标准和要求。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直属单位的林务局由局领导同志负责每两天检查笔记一次，交通运输局每人作笔记三次。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要求每人每天都要作笔记。陇东驻军某旅规定每种文件读三次，作三次笔记，各班三天检查一次。一些部门和地方为促进干部更好地作笔记，采取了相关保障性、鼓励性的举措。中央总学委要求各机关要发笔记纸。《解放日报》为了指导党员干部作好笔记，还刊发了多篇关于如何作笔记的文章。吴堡县规定干部每周要学习新文字两小时，以提高作笔记的能力。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要求组长在检查中把发现的好的笔记拿出来让大家观摩。延安市和陇东驻军某旅都举行了笔记展览。

　　延安整风运动后，党内历次学习运动对记笔记提出明确要求成了“标配”和“惯例”。例如，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整党运动中，安东(现分属吉林、辽宁)省委下发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提出了“制定学习文件，规定两个小时学习制度，作笔记联系思想反省与实际工作”等要求。1957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理论学习的决定和中共石家庄市委关于动员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运动的指示，都要求“人人订计划，个个作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