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教育条件比较简陋，教师比较短缺，读书学习门槛较高。然而古人非常喜欢读书学习，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读书学习的重要性，而且在学习、工作、生活中不断检验这种重要性。

　　修身立德

　　通过读书，可以正心、育德，更好地从事自己的事业，更好地为社会和国家作贡献。傅玄说：“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读书可以为“正心”提供涵养源。明朝末年有一个叫杨维岳的人，“生而孝谨，好读书”，这对他养成正确的道德观有着很大的影响，“毅然自守以正”。他在读书中，将古人的道德仁心铭记于心，读到感触之深之处，流泪以敬之，“尝读书，至忠孝大节，往往三复流涕”。他对文天祥的自爱、有节、忠诚的人格非常景仰，“画像祀之”。等到崇祯自缢，清军南下，下令剃发，“维岳不肯”。周围的人们劝告他暂避风头、妥协退让，杨维岳以“吾死耳”而答之。他的儿子走到他跟前哭泣，他下定决心以死殉国：“小子，吾平生读书何事?一旦苟全幸生，吾义不为。吾今得死所矣!小子何泣焉?”随后，他“不食七日”“顷之遂卒”。如果不读书或者读书力度不够，就不可能有如此之决心，正心、育德之事就不可能做好。

　　道光时期的名臣陶澍在给好友周石芳的回信中，告诫他要让子女多读书：“尊府深仁厚德，积累自不待言。惟于读书一事，悠悠忽忽，毫不介意，大有倚恃名父坐享富贵之意。不知名门世家之子，京师中落寞何限?一旦失势，欲如常人而不可得。世俗炎凉，大抵如斯。求其可久，惟有精进之一法。”出身名门世家，更应该读书正心养德，如若沾染不良习气，一旦政治气候突变，没有好的品德和才华作支撑，很快会走上衰微之路。

　　解决难题

　　《围炉夜话》中说：“士既多读书，必求读书而有用。”这里的“有用”是指通过读书能够解决实际难题。《呻吟语》中说：“学识一分不到，便有一分遮障，譬之掘河分隔，一界土不通，便是一段流不去，须是冲开，要一点碍不得。”有了更多的“学识”，才能更好地“冲开”障碍。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他所提倡的“通儒之学”就是面向社会、实践和现实的：“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其术足以匡世，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陶澍则将读书解决实际难题概括为“实学”：“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非是，则五石之匏，非不枵然大也，其中乃一无所有。”陶澍的这段话意在强调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难题的重要性。

　　明成祖时期，有一个官员叫周忱，于永乐二年(1404年)中进士，后“进学文渊阁”，阅读大量皇家藏书，不断累积自己的知识和学问。周忱被任命为刑部主事，“浮沉郎署二十年，人无知者”。然而，人生前期的知识沉淀和阅历积累，为其后来才华的施展奠定了基础。明宣宗时期，江南财税没有得到系统梳理，缺一个能吏进行管理。当时大学士杨荣推荐周忱，“迁忱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等到周忱去了江南之后，从实践中了解到许多豪族“不肯加耗”、许多贫困群众逃亡这些重要的事实。他把读书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运用到解决江南“税额益缺”问题中，处理得游刃有余。周忱创设制度，“令出耗必均”;分解调配粮长权力，将屯粮、验粮、收粮程序设计得更加科学合理;整合财政、交通等部门资源，确保国家对江南税额收取顺利进行。任职期间的周忱政绩卓著：“终忱在任，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忱之力也。”

　　以学资政

　　古代有才华的思想家在经历复杂人世之后，静下心来读书，收获颇丰。南宋思想家陈亮从狱中出来后，“归家读书，所学益博”。陈亮钻研典籍，穷极义理之说，“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学问人生名于一时。陈亮的才华得到皇帝赏识，“御笔擢第一”，被授予官职。比较可惜的是，陈亮还没有大展宏图就去世了，但其学术文章留了下来。西汉名臣黄霸因事被关进监狱，在狱中，秉持“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理念，向经学专家夏侯胜学习《尚书》，体现了他不畏困难、坚持学习的精神。在狱中，黄霸学习积淀，为日后出狱成为干练循吏奠定了扎实基础。

　　开拓眼界

　　古人求学读书，有一类是为了开拓自己眼界。许多有作为有眼光的官员亦喜欢与博闻多才的人交往，目的亦是为了开拓眼界，充实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朝的林逋，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其志向不仅在于仕宦，而且在于通过自身学识的增长来实现人生理想。青少年时期的林逋致力于学，他能避免章句之学，做学问追求达到古人提倡的恬淡高雅的境界，虽然“家贫衣食不足”，仍然能够守于学业、安于贫困。后来，他定居西湖孤山，专心务学，写出许多诗文传世。宋真宗闻其名，“赐粟帛”“诏长史岁时劳问”。杭州知州“每造其庐，清谈终日而去”，羡慕其学问文章，与其探讨切磋，充实人生体验、开拓自身眼界，令人称羡。有了学问文章，品人论世自然有其独到之处。林逋游临江时，见到刚中进士但是“未有知者”的李谘时，当即论李谘：“此公辅器也”。后来，李谘果为国之重臣。其品人之准可见一斑。林逋去世时，宋仁宗“嗟悼”“赐谥和靖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