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作为中国正史的第一部著作，在诸多方面具有首创之功，诸如天下观、历史观、民族观、经济观等等。《史记》的天下观生动地诠释了“天下一家”的理念，几千年来一直在我国古代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史记》开篇自黄帝始。黄帝之前是一个四分五裂的部落战乱之世。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统一了天下，黄帝被尊奉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祖先。夏商周三代之君，秦汉帝王，春秋以来列国诸侯，四方民族，无不为黄帝子孙。匈奴是夏桀之后，勾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越王勾践是禹之后，楚是颛顼之后。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这一民族一统观念就奠基于《史记》。

　　以匈奴为例。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述了匈奴民族生活的地域、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发展状况以及与西汉发生的关系。匈奴是北方一个强大的民族，以游牧为主，很彪悍，是西汉的劲敌。但是该传第一句话写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明白地指出，匈奴也是黄帝的子孙。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祖先的大家庭，大家彼此都是兄弟姐妹，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这一民族观念数千年来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荣和进步而舍生忘死、不懈奋斗。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成书于周朝的《礼记·礼运篇》，为后人描绘了崇高而美好的“大同”愿景。该篇畅想了普天之下，“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大家生活在一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里，互助互爱，各得其所，息息相关，其乐融融。在《史记·周本纪》中，周穆王准备征伐犬戎时，祭公谋父进行了劝谏。祭公谋父指出，先王显示自己的德行却不炫耀自己的兵力。“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之务利而辟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周朝的先王就是这样视天下为一家，积善累德而发展壮大并取得天下的。随后，祭公谋父又提到先王的“五服”之制，其中“夷蛮要服，戎翟荒服”“要服者贡，荒服者王”讲的就是，靠近周王朝的少数民族只需要按照约定服事天子，每年进京一次随祭周朝的先王;距离周王朝更远的少数民族只要按其旧有风俗服事天子，要在周朝的每个老王去世时进京参加葬礼。“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如果有蛮夷不按年进贡，天子即须进一步端正名分;如果有夷狄不来参加葬礼，则新天子即须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由此可见，周朝的先王之制，对境内各个民族依据地理远近做出合乎情理的规定，遇到问题先从自己找原因，通过统治者的反省、修名、修德来改善政治，这正是“天下一家”理念的具体运用。只有在一个温馨的大家庭里，才能凡事多为他人着想，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天下人做天下事。《史记》成书于西汉武帝时期，这时候西汉已建国几十年，承平日久，社会达到鼎盛。汉武帝是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上承文景之治，励精图治，开疆辟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才俊之士，纷纷涌现，“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囊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汉武帝《求茂才异等诏》有言：“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此诏一出，普天之下，八方才俊，如锥处囊中，脱颖而出。汉武帝不论门第高低，血统贵贱，资历深浅，一律唯才是举，英雄不问出处，于是天下人才，济济一堂。“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记”。其中金日磾是匈奴人，得到汉武帝的重用，成为辅佐大臣之一，后来还成为汉武帝临终的托孤大臣。当时京师长安置有胡越羌骑，即各民族组成的部队都有权利参与保卫京师，这也是一种政治恩遇，表示四海臣民为一统，各民族的英雄才俊都可以为国效力。在武帝朝，不拘一格用人才，各个民族、各个阶层的英才应运而生，出现了天下一家、人尽其用的大好局面，天下人才如繁星璀璨，光彩夺目，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