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真可谓成也司马炎，败也司马炎。不妨来看看，西晋是如何毁在司马炎手里的。

　　分封诸王又无力节制

　　就在265年司马炎登基时，便种下了大分裂的第一颗种子。当时，他为了汲取曹魏政权的教训，开始大封宗室，即所谓“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晋武帝一口气分封了27个同姓王，以郡为国，允许诸王可自己选择封国中的官吏，后来又不断扩大诸王权力，以致最后酿成“八王之乱”。

　　到了277年，这第一颗种子开始被“施肥”催发了。这一年，卫将军杨珧等建议说，现在诸王公都在京城，无法拱卫王室，应当让他们回封地去。另外，异姓诸将领居边，也应当有皇室亲戚参与。这意思很明显，就是相信宗室的力量，不相信异姓人。殊不知，治理失当，宗室一样可以为祸。

　　于是，晋武帝推行王国置军制度，将封国分为大、次、小三等，分别配置不同数目的军人。居然允许各封国拥有自己的军队，这简直是昏招。诸王手中有军权，皇权力量强大时尚能节制，一旦皇权衰弱，诸王必然为祸。当时，诸王中任都督的，都让他们各自迁往封国以靠近他们的任所。当其时也，各位王公都留恋京师，皆涕泣而去。然而，日后祸乱京城，却又是另一番面孔。

　　立痴儿为太子

　　267年，在司马炎还未开启大一统的谋略之时，又开始种下大分裂的第二颗种子。这就是立他的儿子司马衷为太子。问题是，史称他这个长子是个弱智白痴。史载其痴愚主要有两个细节：一是曾听青蛙鸣叫而问左右：“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这个发问，今天仔细想来，倒颇有些哲学意味。二是有一年闹饥荒，百姓多饿死，司马衷听到后说：“何不食肉糜?”这就完全不通世情民情了。

　　事实上，晋武帝是有很多次机会换掉接班人的。但武帝的优柔寡断让他不敢越雷池一步。

　　当时，晋武帝也觉得司马衷不聪明，担心他不能担当大任。曾经私下和杨皇后商议，皇后以“立子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也!”暂时劝下了晋武帝的这个念头。到274年，杨皇后去世前，继续给晋武帝吹枕边风，为巩固太子司马衷的地位而努力。她病重时，担心武帝立一个贵嫔为后，会威胁太子地位。便头枕武帝膝盖，流着泪让他娶叔父杨骏的女儿杨芷。武帝也是流着泪答应了。

　　在276年时，晋武帝曾病得很重。这时朝野上下都归心于司马攸。司马攸平素憎恨荀勖，荀勖便让人对晋武帝说，陛下前几天病若不愈，齐王司马攸“为公卿百姓所归”，太子虽然打算谦让，但也免不了祸患。结果司马攸从此就靠边站了。

　　到了278年，“朝野咸(都)知太子昏愚，不堪为嗣(担当大任)”。卫瓘装醉向晋武帝提出含蓄建议，拍着武帝的床说：“此座可惜!”武帝知他用意，却也含蓄地表示不愿采纳：“公真大醉邪?”卫瓘从此不再提起。

　　但是武帝却搞起了自欺欺人的游戏。他把东宫的官吏都召集起来设宴，然后把尚书难以决断的事情密封起来，让太子来决断。明知是个痴儿，还要去试，武帝也是痴了。以为这样就可以判断太子行与不行，武帝也太不通“人情世故”了，他忘了还有一个贾南风。太子妃贾南风听闻消息，便请给使张泓捉刀，让太子亲笔抄录。武帝看了非常高兴，首先就拿给卫瓘看，卫瓘大为不安，结果大家都知道卫瓘和武帝说过关于太子的事。贾充派人对贾南风说，卫瓘这个老奴，差点破了你家!武帝此举，不能不说是情令智昏，同时还把良臣出卖了。

　　政风奢侈，贪污盛行

　　天下太平之后，晋武帝就开始怠于政事，把很多时间花在游乐、宴饮上，致使政风奢侈，贪污盛行，同时又宠用奸佞，最终必然导致人心不附，这可称得上大分裂的第三颗种子。从历史上看，太平盛世有没有忧患意识，可以说是检验历代君主是否为雄主的一块试金石。“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西晋之迅速衰亡，与此有着莫大干系。

　　271年，司马炎的宠臣贾充开始为祸朝野。晋武帝之所以宠爱贾充这样的奸臣，原因是他能成为太子，贾充起了很大作用。念旧是人之常情，但宠之而乱政，则显然是因小失大。

　　贾充“为人巧诌”，在朝中结党，搞得乌烟瘴气，上下都很憎恨他们。晋武帝问侍中裴楷朝政得失，裴楷直言朝中有贾充之徒，以致武帝的德惠比不上尧舜。

　　政权稳固的短板

　　西晋大分裂的第四颗种子便是太子妃贾南风。她比太子大两岁，“妒忌多权诈”，弱智太子又岂是她的对手?史称司马衷既爱她又怕她。

　　272年，忠奸继续斗法。因为贾充与任恺都受晋武帝宠任，但贾充想专宠又嫉妒任恺，于是朝中官吏开始分成帮派，各有依附靠山。晋武帝一看平衡术玩出了毛病，就把两人召来请吃了一顿饭，当和事佬说：“朝廷宜壹，大臣当和。”这简直有点可笑。忠臣之间有矛盾，双方可以坐在一起化解，但忠奸之间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武帝这样做的结果是，双方都认为武帝知道了他们不和，却又不责备，因而更加肆无忌惮，“外相崇重，内怨益深”。后来，贾充推荐任恺担任吏部尚书，任恺见武帝的机会就变少了，贾充常在武帝身边，就和荀勖等人一起构陷任恺，于是任恺获罪被废在家。这就是玩平衡术的恶果，毕竟居上位者也是人，小人常在身边，贤臣却常不在，难免就偏听偏信了。这正是为什么诸葛亮要劝刘禅“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因所在。

　　到了平定东吴之后，晋武帝让大分裂的第三颗种子加速催发。281年，他把孙皓后宫的5000宫女悉数收纳，致使后宫妃嫔近万人。后宫如此众多，这在历代帝王那里，都极为罕见。“羊车望幸”的典故，就是晋武帝制造的。妃子多了，到哪里住宿就是一个难题，估计武帝心里也很是烦恼，便想出一个办法，坐着羊拉的车子，听凭羊走到哪里，就到哪里宴寝。宫女们为了得到宠幸，便以竹叶插门，盐汁洒地，因为羊喜欢盐水的味道会停下吃食。

　　这时候，皇后的父亲杨骏、杨骏的弟弟杨珧、杨济开始当权，势倾内外，旧臣则被疏退。政事荒疏，祸乱必深种。而历史上著名的石崇斗富也出在晋武帝任上，成为“奢靡之始，危亡之渐”这一警语的深刻教材。

　　当时，羊琇、王恺、石崇三位高官，互相攀比谁最奢侈。王恺用糖膏刷锅，石崇就用蜜蜡当柴烧。石崇用花椒粉和泥刷房，王恺就用赤石蜡涂墙。晋武帝不但不制止，居然还助长这种奢侈之风，赐给外甥王恺两尺高的珊瑚树。

　　奢靡之风如此盛行，必然导致腐败盛行。贪污成风，这些高官又哪里去获得这些东西呢?除了贪腐，别无他法。

　　在“太康之治”这短暂的盛世开启之时，大分裂的第五颗种子却开始生根。这颗种子原本不是晋武帝种下的，历史也把机会送到了晋武帝面前，可惜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汉、魏以来，羌、胡、鲜卑等投降的部落，大多居住在关塞之内各郡，后来多次因不满和怨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这时，侍御史郭钦上疏献迁走之策，但晋武帝不听，终致这些少数民族趁“八王之乱”、西晋国力衰弱之际开始举兵，在北方陆续建立了16国。

　　290年，晋武帝病逝，太子司马衷即位为晋惠帝，立太子妃贾南风为皇后。从此，大分裂的五颗种子陆续发芽，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长时期的大分裂。大体过程是这样的：司马衷痴愚，导致权力失控，《资治通鉴》称“由是权在群下(手下小人)，政出多门，势位之家，更相荐托，有如互市”;皇后贾南风干政弄权，为除掉权臣杨骏等，司马玮、司马亮等八王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而贾南风淫乱暴虐，八王也胡作非为，没一个是干大事的人;而后即有“永嘉之祸”，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司马炽。一直到316年西晋灭亡，这一段历史乱哄哄，不忍卒读，不忍详述。

　　在大分裂的五颗种子中，大封宗室、立司马衷为太子、让太子娶贾南风、少数民族祸乱，固然都是重要原因，但根本性、决定性的原因，乃是第三颗种子——政风奢侈、贪污盛行、宠用奸佞。因为政风奢侈、贪污盛行，便人心不附。而宠用奸佞，必然使贤臣靠边站，结果就是：平常时，无忠臣维护治理秩序;危难时，无良将挽狂澜于既倒。人心涣散，执政基础就如沙上建塔，鲜有能持久的。

　　历史表明，一个政权建立起来后，要保持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不自省、不自警、不自新，再强大的政权也会走到穷途末路。在中国历史上，西晋政权兴忽，对后世更具有警示意义。因为它深刻表明，政权的稳固，同样遵循短板理论。并不因为你任上有一番文治武功，你的国祚就会延永下去。相反，治理中的那些昏着败笔，就是政权稳固的短板。如果不能及时发现改正，就会给后代埋下深重忧患。■